危机来了，总会走的。乐观的期待是，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机遇，危机过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有所提高，经济结构将趋于合理化。如果这种乐观的确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让眼前的危机掩盖了问题，要防止在走出衰退时出现“倒退”。如果是以“倒退”的方式防衰退，那么，在表面的危机过去之后，更大的危机却将悄悄来临。我的观察是，正当近期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可能早于其他大国走出危机的底部时，我们似应警觉不易觉察的三个变化––以政府干预取代市场规律，民营经济不断边缘化，片面强调地区平衡而牺牲经济效率。

　　危机来临，政府救市，短期里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政府的作为不能夸大。凯恩斯理论的乘数效应，在国外至今仍争议颇大。一大批持反对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支出乘出效应可能根本就是个“幻觉”。政府增加支出，就要借钱。如果老百姓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会想，未来政府迟早是要还钱的，那时候，一定会增加税收来还钱。所以，老百姓如果想到未来政府会增加税收，就可能把增加的收入存起来。这时，政府支出的放大效应就可能完全是零。当然，现实生活中，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周密的理性预期，乘数效应还是有一点的，可从经验证据看，并不大，在发达国家仅略高于1，在中国乘数效应稍大一点。

　　绝大多数的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从长期来看，发挥民间的力量才能保证经济更高的增长。在中国，政府在增加投资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但是，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经济的供给方，其功能是增加产能，问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产能已过剩。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当短期的危机过去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下一个泡沫！我和我的同事曾用中国的数据研究过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是，中国政府支出的确推动了投资，但在投资被给定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在这一点上，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

　　随着对于经济危机的成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有经济学家提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华盛顿共识和贸易自由化，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用美元计算的贸易盈余回流到美国，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泡沫的原因之一。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也受到了冲击。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来说，虽然并没有按西方国家的意图来推进改革，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恰恰与华盛顿共识相一致，唯一的不同是中国改革是在政府推动之下一步步前进的。中国改革的一个巨大的成功是，终于有了一个占到GDP和就业的绝大多数的民营部门。但是今天，当整个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有多少政策优惠和应对危机的资源给了民营部门？4万亿的政府支出计划中有多少将通过民营部门来实施？最近几个月的新增贷款增幅惊人，但民营企业得到多少？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盈利水平非常好，资产增幅非常大，很多企业都纷纷进入世界500强了。特别是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现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前几位都是中资银行。我想提醒一句，看看中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就知道他们的生意有多好做。缺乏竞争是今天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大企业的福，却是全体中国人的祸。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世界500强的榜单，进榜的中国企业除了联想，其他在企业名称里几乎都有“中国”二字，这些企业进世界500强，并不代表中国企业足够强大了，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

　　最近，听说浙江的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超出事前的想象，我不知该喜还是该悲。民营企业平时从银行借不到什么钱，企业发展都用自己的钱，危机来的时候，这倒成了好事，因为企业停产了，冬眠了，但却没有破产。今天，我们尽可以为这些民营企业欢呼，但是，当他们需要融资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支持吗？

　　还有一件很令人忧虑的事是，中国正在不知不觉地以效率换平衡。最近，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例)工业的下滑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省份受到的冲击小，恢复得也快。这一来，有些人又晕了，认为中国区域间走向平衡的时机来临了。不错，在短期里，中国经济受到了剧烈的外部冲击，沿海部门肯定是受影响更大。但是，请冷静想想，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贸易是会继续增长还是会减少？我们今天说，中国经济要转向内需推动型，讲的是国际贸易与GDP的比率要往下降，但不是说总量。只要中国的贸易继续增长，那么，沿海省份就将继续拥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有人可能会说，今天中国在发展内需推动型的经济时，内地在地理区位上的劣势已不重要了。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服务业，其发展也是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业是跟着制造业走的。从大趋势看，制造业在哪里集聚，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就在哪里。看清这一点，就该明白，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大量服务业岗位的，还是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将继续依靠沿海地区的带动。

　　所以，中国今天不能盲目地为了平衡而牺牲效率，而应继续推动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当然，区域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我只是说，今天的中国不能盲目地追求区域间在“经济总量”意义上的平衡，而应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追求人均收入上的平衡，特别是生活质量上的平衡。（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