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当前的经济困难归因于金融海啸。实际上，金融海啸只是加重了我们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

　　中国的经济体系本身就存在着很重大缺陷。中国从“一五”时期开始从苏联引进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靠大量的资源特别是资本资源的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引进了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的、类似于西方的先行工业化国家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的增长模式。从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一再号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由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十一五”时期，我们着重通过增长模式转型来克服经济体系中的弊病，但速度不够快，现在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所以，近几年出现内外经济失衡，并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

　　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45%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它最终造成了消费不足、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存底大量增加。

　　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表现，就是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受到很大限制。要抑制人民币升值速度，央行就得频繁介入外汇市场，大量收购外汇。要大量收购外汇，央行必须发行大量的货币，导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剩。而货币超发和流动性过剩，在2006年就开始表现为股价和房价的飙升。

　　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突出的表现，使得我们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大量虚拟财富，即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当受到冲击时这种气泡破灭，出现流动性短缺。

　　2007年，沪深两市股指到了最高点的时候，总市值达到33万亿。之后股价下挫，现在只剩下不到十万亿，20万亿的股市价值蒸发掉了。

　　宏观上是这样，微观上也是这样。一个基础很好、现金流很充分的企业，突然发生资金链断裂，会传导给其他相关联的企业、行业，于是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短期性政策，这个时候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是必要的。但如果运用不当，会造成未来的一些困难，因为原先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还有另一个方面的事情要做，就是如何帮助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渡过困难。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盈利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曾要求在“九五”时期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到2005年又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为什么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呢？主要原因是经济上面留下的一些制度障碍。是旧体制的遗产支持了旧的增长模式的延续。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资金(贷款)、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GDP增长速度是各级党政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速紧密相连；行政定价和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新的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体制来支持。中国需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所要求的制度环境比制造业、简单的加工业要高得多。但新的体制特别是法制的建立过慢，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所以发展始终不能令人满意。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真正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政府职能改革。

　　推进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作用，牵涉到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又牵涉到政府工作人员也就是官员们的权利，于是就有很多滞后。顺利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