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要完成这项任务并非易事，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就成为关系未来发展图景的重中之重。在日前举办的“2016世纪中国论坛”上，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们围绕这两个话题，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稳增长与“补短板”结合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大家非常关注。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增长模式，以及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除了内部因素，也有很多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可以比照和我们发展程度相同的其他金砖国家，它们在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普遍比我们大。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国有企业比重较高，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投资比重较高，消费比重较低，产能过剩等等，他们并没有碰到，但经济依然在下滑。再比如，东亚一些高收入、高增长经济体，包括新加坡、我们的台湾，还有韩国，同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下滑，幅度同样比我们大。在我看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稳增长，才能保证经济一定的稳定和增长。这种稳定和增长，也会给我们结构性改革提供条件，尤其是把这种稳增长的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讲的“补短板”结合起来，可以说一石双鸟，既可以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把这些因素和有利条件利用好，我相信今年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在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保持6.5%以上的增长速度，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会在30个百分点以上，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的引擎、主要的动力来源。
　　
　　“三去一降一补”最终结果是做加法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需求侧的、短期的现象，而是中国发展到特定的阶段，特别是当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我们以往能够借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消失后，必然要进入的转换的新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潜在增长能力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应对、引领这个新常态，我们能够争取实现“L”型的经济增长：在潜在增长能力下行的过程中，还能够有所反弹，也就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更长的时间内实现。更具体地说，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叫“三去一降一补”，去产品、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这些看上去像是做减法，但由于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中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能力，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做加法。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形成一个“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
　　
　　完善市场机制改革比“去产能”更重要
　　
　　伍晓鹰（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我当时翻译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的主旨是怎样用一种长期的观点来看待一个国家，特别是这样大经济体的一个国家，在历史轨迹上的长期发展。这本书的关键内容是制度，里面谈了很多制度问题，包括科举制度怎样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怎么样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长期增长的关键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短期问题，是长期问题。当前产能过剩，反映的主要是长期增长方式的问题。这个长期增长方式到底怎么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长期由政府主导，以投资推动，粗放式增长的必然结果。在这点上，我和吴敬琏老师的理解非常接近。短期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冲击并不是问题的原因，只是使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加清楚。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综合起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是解决了增长的问题，但无法解决效率的问题。我们看到“去产能”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去产能，它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减速。这可以让决策者醒悟到产能过剩最终必然会影响各级政府的速度目标。速度，从来是政府目标函数当中的真正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要使这个目标最大化。既然这样，我们怎样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怎样让经济回到健康状况？我们必须要依靠市场，不能采取行政手段这样的办法，去解决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那只能造成新的资源错配。造成新的资源错配，会进一步损失效率。所以我觉得改革比“去产能”更重要。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的的改革，可以使厂商的投资行为市场化。我们要使厂商的行为真正市场化，这不是随便讲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