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相比，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却举步维艰，鲜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品牌。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自己的安乐窝，从壁垒森严的国际市场上突围？我们特邀陈东琪和王志乐一起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与出路，并为中国企业创造国际品牌支招。
　　
　　国际化是一种必然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一直在推进国际化，这一历史脉络是怎样的？
　　
　　王志乐：总体来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化经历是一个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这其中，1992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开始引入跨国公司、全球公司，中国企业走上了国际化之路。不过最初，这是一种内向的国际化，中国企业通过与进入中国的国际企业合作，融入世界经济。
　　
　　而这一过程又非常重要。因为当时，中国只有国营企业、乡镇工厂和个体户，如果没有内向的国际化，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此后，我们参照跨国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学习现代企业的公司文化、战略、治理等各个方面，从此，中国的现代企业开始发展。而直到2001年加入WTO前，中国的现代产业已初具雏形，现代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构成了中国企业的群体。
　　
　　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一步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企业开始进行对外投资，国际化之路从内向转向外向。但起初，中国的对外投资每年只有二三十亿美元，而2003年、2004年以后，“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目前的投资已上升至每年700亿—800亿美元的水平。
　　
　　而在目前这第三个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增长，而且，投资水平也会大幅提升。
　　
　　时代周报：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马云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对此，你怎么看？
　　
　　陈东琪：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企业正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完全本土转向全球化时代的对外开放。世界在中国化，中国在世界化。这样的背景下，想要做好一个企业，它一定是国际化的企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包括国内、国外两个部分。如果国际市场做得好，必定有利于国内市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而中国企业“必然”要走向国际化，我认为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世界全球化所致。这种趋势促使各国企业与国际市场的供给、需求紧密衔接；第二，对于中国而言，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活动的扩展，中国企业正变得越来越开放。我们的竞争格局是一个国际的格局，所以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有全球视野。
　　
　　而从全球产业链来讲，我们上游的产业都是依赖于国际市场。所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确实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王志乐：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全球企业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转型。与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超过50%。有的公司的股权也高度全球化，例如诺基亚股权中80%以上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全球公司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
　　
　　全球公司的出现恰恰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出现了，这种全球公司跟跨国公司不同，它有全球战略、全球的管理，还有承担全球的责任。面对全球公司全球产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研究这样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全球公司、全球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竞争的环境和竞争规则，也改变了产业的发展条件，还改变了各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
　　
　　我们中国企业和产业面临全球化和市场化双重挑战，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这个挑战，在宏观层面我们应该扩大开放；在产业层面全球产业出现以后，中国产业应该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提升，而不是从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阴谋里撤出来。
　　
　　积累投资经验需要时间
　　
　　时代周报：有人说中国是“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记得曾有一位记者写过《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样一篇报道，描述了一个美国家庭离不开中国制造的情形。然而，报道中也指出了“绝大多数"中国制造"并非世界名牌”。 正是因此，有一种声音认为，尽管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但真正完成国际化的寥寥无几。
　　
　　陈东琪：就近期而言，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确是制造得多，创造得少。包括汽车、家电在内的很多制造品，我们都是贴牌，没有品牌。所以今后，应当逐步从制造向创造，从贴牌向品牌发展。
　　
　　不过，我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只有30多年，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成长时间较短。从历史角度来看，早期的欧洲国家也曾经历上述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会逐渐向创造阶段转变，这是一种自然趋势。
　　
　　而且目前，国家也意识到贴牌的利润很小，牺牲环境、资源又不能赚钱，因此也希望向打造高端品牌、研发核心技术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中国会以超预期的速度完成由简单模仿到全面创新的转型。事实上，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已有不少表现，比如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创新构成、创新主体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构成方面，我们的创新大多不是原始创新，而主体又以外企为主。但从创新数量来看，中国已经加快了步伐，比如华为目前的知识产权申请量在全世界大企业中是增长最快的。与此同时，无论企业还是国家，目前都强调了研发在国家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一点，在一些中高端制造项目上，比如神舟十号等国家定向推动的航天产品，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只看到微观层面中国企业与国际跨国巨头相比之下的创新落后，还要意识到，在一些国家集中动用资源的领域，我们的创造实现了不小的进步。而若将两个层面统一来看，中国的创新正在加速，这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倒逼所致，但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王志乐：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数字进行一下说明。
　　
　　这10年尽管中国这种外向的、主动的全球化，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对外投资发展很快，但绝对数量不高。目前，中国海外投资的存量只有几千亿美元，而一些老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几万亿美元；其次，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度不高。比如全球前100位的跨国公司，海外部分约占公司整体的67%，而且82家跨国企业的海外部分占比超过50%；而中国前100位的跨国公司往往都是国企、央企，他们的海外部分只占13%，与国外的跨国公司差距很大。
　　
　　这些差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全球性的公司是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市场挣全球的钱。而我们中国公司只能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市场，挣自己人的钱，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不成为全球性的公司，你就无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
　　
　　事实上，从已经走出去的源于中国的跨国公司看，他们通过海外发展已经成功地完善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资源，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与此同时，通过承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责任，他们促进了中国企业与投资所在地国家的相互联系与合作。
　　
　　时代周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虽然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总体而言，国际化程度不高，发展不成熟，同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你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王志乐：首先，缺乏海外投资经验，风险把控不足。过去，我们讲的风险通常指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在对外投资上，这种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但同时，近年来，跨国经营中出现了一些非经营性风险，比如，有些投资具有较高的环保要求、社会责任要求或是合规要求。而由于经验不足，有些企业在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以及合规问题上都出现了失误。
　　
　　其次，我们的对外投资往往喜欢单打独斗，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单枪匹马”走出国门，旨在收购其他国家的资源或是企业，而这种行为有时会被对方误解为政府授意，并因此故意设置“路障”。实际上，对于这样的收购，国有企业可以与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联手，共同投资，通过合作降低风险。但是，我们的企业缺乏相互合作对外投资的思路。
　　
　　再次是跨文化管理的问题。中国企业常年在国内经营，对世界上的多元文化缺乏了解，而中国人又总是用中国的眼界观察世界，很少站在不同文明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使得一些企业来到国外后，与周围格格不入，发展困难。
　　
　　此外，一些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把国内一些不合规的做法也带了出去，比如行业内斗、恶性杀价，而这也成为企业谋求对外发展时的弊端。
　　
　　其实，过去国外很多跨国公司也曾面临上述问题，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他们已经克服了早期的困难，并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正是对外投资经验不足，而摆脱这一现状还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
　　
　　时代周报：在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哪些启示？
　　
　　王志乐：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至今才进行了十多年，其间确实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成功的企业。比如吉利，它在国内迅速发展的同时，开始了跨国经营。其实，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汽车工业，要想从头开始，通过自身努力超越奔驰、大众，这非常困难。而吉利的案例提供了一种思路，我们可以通过收购实现品牌、技术、生产的全面提升，中国企业或许能够借此实现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
　　
　　又如华为，它的思路很好，认为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创新，同时把别人的创新整合起来，从而实现快速发展。果然，华为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吸纳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目前，他们的海外部分已接近2/3，成为了真正的全球公司。
　　
　　事实上，我所理解的自主创新正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开放、合作的创新，而不是“自己创新”。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按照全球公司、全球产业的发展规律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产业，使之融入全球的企业、产业当中。
　　
　　陈东琪 ：一般认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有外延并购和内在创新扩张、技术进步两种，应该说这两种模式下，都有一些企业走得很成功。
　　
　　譬如，吉利采取并购的方法，依托外延扩张进行国际化的转变。另一种如海尔、华为、中兴等都是这一类。而联想是两种模式的结合。在发展初期，它并购了IBM的PC机，此后又实现了内涵扩张和质量提升。最近几个季度，联想的智能手机与移动电话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技术进步。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苹果、三星手机的模仿，但实际上，联想在发展手机业务的过程中实现了很多不同特色的创新。
　　
　　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应该看到有几点特别重要：第一就是动机要纯。不能为了一时冲动而做，也不能为了虚名而做。如果在中国你是大企业，你面临着挑战，你不走出去，5年之后就会被挤压甚至死亡。如果看到这个潜在的危机，现在很可能是好机会，经济危机是更好机会，别人冷你稍微暖和一点。所以动机要纯。
　　
　　第二点，一定要准备好。从我个人来讲，特别支持国内的企业有朝一日走向国际化，但是首先这些企业要把中国这个根据地占住。因为中国在今后10年是世界上最大、成长最快的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做自己的本土市场比任何其他外国企业都会更有优势，一定要在中国土地上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然后再去做。
　　
　　第三点是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巧，而且要很成熟。一般在走向国际化时犯错误都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对方的困难，所以一定要准备好。
　　
　　别把经济行为政治化
　　
　　时代周报：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挑战是来自国外市场的限制。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陈东琪 ：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一部分西方政客按照过去的思维，认为中国是敌对势力。而当看到全球化过程中很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中国企业甚至到国外收购时，他们选择关起国门，抵制中国。
　　
　　这种限制说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在增强、心态逐渐老化。而这种保守倾向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力所能及的只能是要求他们开放市场，要求他们按照共同的市场准则行事。
　　
　　王志乐：这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碰到的另一重困难就在于思想不开放，观念落后，甚至还用过去的冷战思维看待企业国际化。
　　
　　其实，这个情况各国都有这种事例，美国有一些政客更积极，总是挑战中国的收购，动不动就认为中国企业影响美国安全。但是从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不光美国，其实中国人也有。外资来并购中国的境内企业，一些媒体或者网民有的时候也说它影响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等。
　　
　　为什么到了现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美国、欧洲或者是澳洲、中国都有一些这样的声调：把一些本来是正常的企业收购、经济行为上升到一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度来加以批评、排斥或者否定？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反过来说，中国应该从美国的做法中吸取经验，不但要杜绝类似的错误，还应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而当面对外部市场的阻力时，我们的企业一方面可以晓以利害，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选择与民营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合作，化解地方保护主义。
　　
　　此外，甚至在我看来，下一阶段中国还应当寻找新的改革开放的目标，比如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如此可以有效地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因为，中国对外更加开放之后，也就能够要求外国对中国开放。
　　
　　反对商业贿赂
　　
　　时代周报：其实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热情一直较高。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化舞台上走得更远，需要如何调整自身？
　　
　　陈东琪 ：一方面，企业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个性、特色，比如农产品、传统工艺品等，只要具有特色，在国际上就会拥有市场；另一方面，在达到国际市场标准化要求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做出更多努力。所谓差异化竞争，其中之意即指，尽管大家都是标准化产品，但谁的技术更加先进，谁就能赢得市场。
　　
　　具体说来，在企业技术层面，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根本在于注重自身技术积累与自主研发创新，提升学习能力和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模式选择上，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经营活动可以考虑采取出口或非股权安排的方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经营可以尝试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技术密集型产业适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模式进行海外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则更为适当，了解东道国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习惯等信息，把握不同经营方式所面临的成本和风险。
　　
　　王志乐：第一，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要敢干，而且行动要谨慎。因为走出去并购毕竟过去做得很少，甚至没有做过，在中国国内游戏规则和国际游戏规则不太一样，原来的经验不足，素质也不够，所以要谨慎。
　　
　　第二，我觉得中国企业出去，很大程度上资金可能不是主要问题，技术也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国际化经营的管理能力，核心是跨文化管理能力，这个要在实践中摸索。
　　
　　最后一个经验我觉得比较重要，咱们企业出去要合规，这是我强调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公司因为不合规、商业贿赂而触礁，被罚款。联合国有全球性反腐败公约，国际组织像OECD、世界银行这些机构都在推动合规，各个国家像美国出台反海外腐败法等，手段越来越硬。所以要强调反对商业贿赂，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做事，光明正大挣钱。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各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中国民族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的政府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
　　
　　王志乐：中国政府若想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应直接去做“走出去”这件事儿，而是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比如，如果某些国家存在贸易保护或是投资保护，政府可以出面与其谈判，帮助企业打开局面。至于投资什么、搞什么生意，这是企业需要做的事情。
　　
　　当然，政府可以进行适度的引导，比如，引导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非行政规律行事。我认为，政府可以适度干预经济，但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而且，政府不应直接参与兴办企业。
　　
　　陈东琪 ：首先，政府应当把目标确定为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我们要为中国企业在国际中高端市场上开展技术竞争、品牌竞争、质量竞争做出更多努力，而不是进行简单的价格竞争。
　　
　　其次，在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政府不一定要直接推动，更不是一定要通过财政花钱的方式发挥作用。地方和中央政府可以从制度建设、信息服务、提供平台等方面着手努力，在帮助企业了解国外法律、文化、习惯、市场特点等方面开展更多的服务性工作。
　　
　　最后，有关部门应当督促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在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访谈嘉宾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王志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中国投资协会外资投资委员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