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贝奇.丹萨(Abebech Dansa)说自己现在快乐无比。去年,这位25岁的单身妈妈辞掉了美容院的工作,跳槽到香港服装企业––联业制衣有限公司(TAL Apparel)。丹萨住在阿瓦萨(Hawassa),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以南275公里,而TAL那时正在阿瓦萨新落成的、技术最先进的工业园建一座工厂。
丹萨先是去印尼的TAL工厂培训了几个月,回到阿瓦萨后,在公司迅速扩大的生产线上缝制衬衫。丹萨每月薪水为1040比尔(合45美元),外加补贴,收入较上一份工作增长了50%。TAL为杰西潘尼(JCPenney)、J Crew和博柏利(Burberry)等品牌供应衬衫,在阿瓦萨的工厂最近刚开始向美国出口。
“在这儿心情很好,感觉很好,”她说。“许多人以前没工作,不幸福,但现在有了工作,工资也不低。和几年前比,城市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到处是新楼房、现代化马路和大工厂。”
丹萨的变化得益于埃塞俄比亚一项新的经济规划。过去几十年,世人对这个东非国家的认识仅限于这是一片饱受饥荒摧残的荒凉之地和盛产马拉松选手。
受大量外国投资(主要来自中国,为大坝、道路和铁路建设注入了大量资源)的推动,埃塞俄比亚实现了中国式的繁荣:自2005年起的十年间,该国年均经济增速达1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埃塞俄比亚已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
埃塞俄比亚正试图复制亚洲式工业化道路的精髓:希望随着孟加拉国甚至中国等地的成本上升,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TAL首席执行官李国权(Roger Lee)将埃塞俄比亚形容为“主要生产方面的……最后处女地”。
欧洲陷入三大危机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好战的俄罗斯、内乱的中东,以及欧盟内部交困的政治、经济局势正在困扰欧洲。这三场危机的根源差异很大,但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它们开始彼此助燃,一切看上去都将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进一步破裂。
在这一过程中,埃塞俄比亚的威权政府将自身存亡系于一场中国式的赌注上。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爆发暴力抗议,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埃塞俄比亚当局孤注一掷,押注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包括再建9个工业园的计划––能消除民众对政府压制民主权利和搞裙带资本主义的普遍不满。
埃塞俄比亚负责工业化政策的内阁部长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表示,政府的目标是“推动埃塞俄比亚从农业经济升级到由制造业占主导”,然后再实现民主。“我们必须注意避免用经济成就支持任何极权政治体制,”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每一个渴望发展和追赶的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改善民生。”
其他人可没那么宽宏大量。联合国(UN)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不久前在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警告称,如果埃塞俄比亚政府不实行开放政策,“社会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大事”,哪怕经济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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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萨工业园是该国工业化战略的旗舰工程。尽管骚乱不断,该工业园的大多数外国投资者仍继续支持政府及其发展制造业的努力。
TAL的李国权表示:“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国家:有充足的劳动力;离海港足够近,方便出口;工资水平足够低;政府有周详的支持工业发展计划……还能免税进入关键的美国和欧洲市场。”
另一大吸引力是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电费最便宜的国家之一––每度电费约3美分。
服装公司PVH的首席供应官比尔?麦克瑞斯(Bill McRaith)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兑现了承诺。PVH是纽约上市公司,在阿瓦萨开设了一家工厂。
“人们常常幻想一些可能,而现实中一般都实现不了,”他补充道。“在埃塞俄比亚,令人愉快的一点是所有人都照章办事。这笔投资的进展比我们迄今其他所有类似项目都顺利,尽管我们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阿瓦萨模式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复制,由此缓和社会矛盾,这一点仍不得而知。工业园建造花了9个月,预计会雇佣6万人,还会创造15万的间接就业。其他9个规划中的工业园,有数个定于今年正式运营。阿尔卡贝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希望在2025年前每年能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
这听起来相当不俗,但他承认,埃塞俄比亚每年出生230万人,80%的农村年轻人未能读完小学,鉴于此,挑战依然艰巨。全国四分之三人口的生计依赖自给农业,但农业产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政府已计划开拓商业化农场,推动农业技术现代化,并扩大土地灌溉面积。
外国的外交官并不相信整体政策会成功,尤其是考虑到该国金融服务业、零售业和电信行业对外国资本关闭,政府对私人部门也疑心重重。咖啡等农作物的出口收入去年也有所下降,制造业和电力出口的目标也未能实现。
即使这些政策能吸引到足够的外国投资,从而实现就业增长及其他经济目标,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徒劳,因为政府并未采取措施应对围绕政治和社会的诸多不满。
阿瓦萨向北驱车一小时,这里的景象提醒着人们,这个表面上的经济奇迹,基础有多么脆弱。
在奥罗米亚(Oromia)地区兹怀镇(Ziway)附近的主路两旁,散落着烧毁的巴士和卡车残骸。它们都是长达11个月的抗议浪潮留下的痕迹。这场骚乱横扫大片国土,直到去年10月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自1991年起,埃塞俄比亚政府一直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TPLF)控制。
抗议活动始于奥罗米亚地区,后蔓延至阿姆哈拉(Amhara)及其他地区。期间,有数百人,可能超过一千人死亡,数万人被关押,其中许多人未经过指控。据当局所述,其中大多数人在经过5周的“教育培训”后获释。
暴力镇压让大多数地区恢复了稳定的表象。但由于政府承认武装势力仍然活跃,原本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已延长到今年8月––虽然执行没那么严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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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国的外交官、商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的说法,对埃塞俄比亚的长期繁荣来说,更令人担心的是,对于引发了骚乱的民众不满,该国政府并未拿出什么实质性举措。
大体说来,令民众不满的地方包括对组成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简称埃革阵)的TPLF和其他党派成员的经济优待,以及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缺失。埃革阵控制着议会的全部席位;许多反对党的势力遭到削弱,领导人或被监禁,或流亡在外;独立媒体的言论受到钳制,批评者受到了严酷对待。
今年5月,反对党蓝党(Blue)的前发言人约纳坦?特斯法耶(Yonatan Tesfaye)因在数个Facebook帖子中批评政府对抗议的处理而获刑六年半,罪名是“煽动恐怖主义”。该国最著名的反对党政治人士之一,奥罗莫族(Oromo)领导人梅内拉?古迪纳(Merera Gudina)因恐怖主义行为而受审,之前他与已被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的某政党的领导人在欧洲议会参加了同一个论坛。
一位已数次被拘留的博主贝弗恰度?海路(Befeqadu Hailu)表示:“政府害怕一切批评。人们的不满控诉无门,而正是这种绝望导致了抗议。”
亚的斯亚贝巴一位商人表示,政府处理抗议的方式十分短视。“它担心一旦作出一点让步,就会失去一切,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它寸步不让,才会失去一切,”他说。
政府支持者反驳称,有大量数据支持其政绩。自TPLF上台以来,该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45岁提升至65岁。过去12年间,儿童和产妇死亡率下降了70%。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该国人均GDP从1994年的125美元增至去年的65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