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国际资讯

“金砖四国”崛起大国效应:成国际社会重要力量

  所谓“金砖四国”是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金砖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居于前列。继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之后,“金砖四国”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奇迹”。
  
  “金砖四国”崛起的原因
  
  有学者试图从“战略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些国家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从而使自身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经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好的效益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然而,且不说四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属于“有限赶超”战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呢?
  
  有学者试图从“后发优势”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形成了一种来自落后本身的发展优势,从而为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较大空间。然而除“金砖四国”外,世界上还有许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都有可能形成和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改进自身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结构和制度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现象呢?
  
  上述种种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我们认为,寻求“金砖四国”崛起的原因,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这种原因是四个国家所共有的,其他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第二,这种原因同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砖四国”都是新兴大国,普遍具有大国特征;它们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总量及市场潜力方面的“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国土面积分别占世界第4位、第7位、第1位和第5位,人口数量分别占世界第1位、第2位、第7位和第5位,资源总量分别占世界第3位、第8位、第2位和第9位,市场规模分别占世界第8位、第12位、第16位和第7位。正是这种大国经济特征所产生的“大国效应”,形成了在市场、资源、规模及多样性、互补性、稳定性方面的优势,进而推动“金砖四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大国效应”的主要表现
  
  大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具体表现为由资源总量、市场潜力、经济规模及产品多样性、区域差异性、经济完整性等因素形成的利于经济增长的优势。
  
  1、市场潜力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金砖四国”属于新兴市场大国,市场潜力很大,国内需求可以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拉动力量。“金砖四国”是高盛公司为美国寻求未来市场的战略对手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所看中的就是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住户最终消费支出方面看,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居于世界前列。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消费创造生产,因为它创造新的需求。巨大的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金砖四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
  
  2、资源总量大––国内要素推动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金砖四国”的资源总量很大,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大国的基本特征,这些国家属于自然资本的存量大国。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印度、中国、巴西的矿产资源储量总值分别为35700亿美元、31800亿美元、11100亿美元,远远高于一些规模不大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和日本的2900亿美元、德国的3400亿美元。资源总量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培植支柱产业。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根据要素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产品的经济才具有竞争力。由于大国的资源总量大,所以产业规模就大。正因如此,中国和印度凭借充裕的纺织工业原料便成为世界纺织品生产大国,俄罗斯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而成为世界能源产业大国。
  
  3、经济规模大––加深国内产业分工程度。“金砖四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总量大,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或经济规模大。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广狭的限制。钱德勒发现,一些现代工艺在其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前未有的成本优势的潜力方面不同于早先的工艺。克鲁格曼提出的国际贸易模型表明,生产规模实际是该产品的设置成本。规模经济的主要效应在于节约成本和深化分工。经济规模是受生产要素和市场规模制约的,大国的生产要素规模大,国内市场规模也大,既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又可形成资源集聚和产业集聚,从而推动技术细分和技术进步,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正如世界银行出版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发展中世界正在进入集聚经济新王国。
  
  4、产品多样性––增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金砖四国”正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经济“二元结构”或“多元结构”,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及由此造成的产品多样化,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外贸易优势。大国的区域辽阔,产业体系比较完善,往往具有多样化的出口商品结构。从目前的出口商品重点看,中国主要有食品、纺织品、化学产品和机电产品,印度主要有软件产品和纺织品,巴西主要有农产品、矿产品和航空航天产品,俄罗斯主要有矿产品、能源产品和和航空航天产品。近些年,对外贸易结构在走向高级化,但多样化的特征并没有消失。从积极的视角看,这种结构也有它的益处,可以较好地利用大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技术资源。从小国看,建立单一的出口商品结构才符合比较优势;从大国看,建立多样性的出口商品结构也符合比较优势。大国的经济总量大,它的一个地区或产业可以超过小国的整个国家或所有产业的总量,因此,即使是多样性的出口商品结构,同样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
  
  5、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金砖四国”地域辽阔,各区域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一方面,非均衡性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同区域在竞争中求发展,加快了发展的速度。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特别重视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梯度推移”和“有限赶超”的快速增长现象。另一方面,各区域的差异性可转化为互补性,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在这些大国里,不同区域基于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充裕的区域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发达的区域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会使各区域的产业都具有相对竞争力,在全国形成要素互补、产业互补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
  
  6、经济完整性––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金砖四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比较完整独立,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因而能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内部循环系统,形成较强的自我调节和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使国民经济比较稳健地运行。大国经济具有幅员广阔和资源丰富的特征,发展经济的资源要素比较充裕,产业布局的空间比较大,凭借这种优势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布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俄罗斯的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部门齐全,较早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二战后,巴西和印度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遵循“独主自主”的方针建成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优势有利于抵御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金砖四国”表现出良好的抗风险能力,通过扩大内需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金砖四国”的大国责任
  
  “金砖四国”拥有大国优势,也肩负着大国责任。它们代表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以积极的姿态参加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推动全球经济恢复增长。“金砖四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应该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高盛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预言:中国将于2010年恢复经济长期趋势增长率,印度和巴西将于2011年恢复趋势增长率,俄罗斯将于2012年恢复趋势增长率,普遍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走出困境。新兴市场国家在挽救全球经济中做出了积极努力,各国政府实施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计划,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较快地得到复苏。中国政府在两年内投入4万亿元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并使“中国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金砖四国”的国内需求强劲增长,将成为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出口拉动型复苏的推动力。
  
  第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可以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在国际金融领域举足轻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支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所以,应发挥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有效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监管机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同时加快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合理化。
  
  第三,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砖四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表率。“金砖四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发展质量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应根据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实行有效的政策导向,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并着眼于体制机制的转变和创新,从战略模式和体制机制上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