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将建设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循环经济创新、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文明发展，被世人所关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和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共同主办了“北京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学术研讨会”。来自联合国、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专家济济一堂，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文明发展并寻找循环经济的创新之路。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左铁镛先生很早就在中国倡导循环经济，被称为“先行的布道者”，他有多年的国际合作经验，深谙发达国家环保的“秘笈”。他说：“从20世纪后半叶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从国家层面来看，比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德国是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日本是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

　　当记者问及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时，左院士说：“主要有几点：一是制定促进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二是制定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通过税收、财政等经济手段进行刺激和促进，三是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计划，提出纲领和总体目标，四是出台可再生能源份额，从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五是发挥非政府组织、行业中介组织的作用。”

　　贸易成本一定要包括环境成本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国蔚教授是国际贸易问题专家。他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讲到环境成本的不可忽略：“国际贸易会使各国的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同时跨国投资也成为转移污染的一种方式。经合组织最近一项统计表明：经合组织旗下的发达成员国有一半的废物出口给东欧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日本有2/3的污染产业投资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上世纪初将35%的污染产业投资在发展中国家。”

　　吴国蔚教授强调，从可持续经济的角度讲，贸易成本一定要包括环境成本。目前，中国出口产品虽然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但并没有全部计入产品成本。所以顺差越大，就意味着把越多环境问题留给了自己。即使让出口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其环境成本还是留在了中国，所以需要在出口的价格里加上环境成本。减少国际贸易问题，需要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也要从根本上对中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发展环境代价小的产业。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减排之所以能达到指标就是与其产业结构调整到位有关。通过调整，北京服务业占到GDP的75%以上。

　　最有含金量的环保礼物

　　来自澳大利亚的环保专家RobertVincin先生为本次研讨会和未来的中国带来了最务实的环保礼物：吸碳植物滨藜。

　　他站在高处向与会者展示滨藜的植物标本：根系非常发达，纵横都可以生长到9米，可以存活150年甚至更长。滨藜也是很好的畜牧草料，是动物们非常喜欢的食物。滨藜的另一个重要环保功能是它能将空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吸收，从而缓解温室气体效应。其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远远高于其他植物。据RobertVincin先生讲，目前滨藜已经在中国西北干旱地区进行了试种植，效果很好。

　　推广战略环境评估南开大学朱坦教授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论述了战略环境评估的重要性。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证明，循环经济不仅在中国没有水土不服，反而焕发了新的生命，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朱教授认为，应推广战略环境评估这种有益于可持续经济的做法。最近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黄河中上游、环渤海等地区搞战略环评，上海正在搞浦东新区的战略环评，天津市正在搞滨海新区的战略环评。为此，还组织了一个战略环境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

　　以国际化转型推进绿色发展

　　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次会议的组织者黄海峰认为：北京在进行国际化转型与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五大机遇。一是奥运经济为北京的国际化转型提供的巨大历史机遇；二是首都地位的优越性；三是总部经济奠定的经济基础；四是会展经济的推动作用五是逐渐优化的产业布局使北京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能力。

　　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北京也面临着五大挑战：一是人口膨胀与资源紧缺的矛盾；二是投资推动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要求不适应；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率不高；四是抗风险能力不强，企业的进口议价能力在减弱，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加大；五是外资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