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民币升值是否会促进出口企业转型？

　　黄亚生: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之所以中国没有高技术企业，是因为我们出口做得太多，所以我们要通过升值来调整产业结构，去压制出口。我觉得这没有任何道理，这就好比，一个学生语文成绩很好、数学成绩不好，老师为了提高他的数学成绩，就把他的语文成绩搞差。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包括台湾省，都是靠出口导向发展的，但一点没妨碍技术进步。

　　中国企业技术发展的主要障碍是金融体制的问题。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回顾了中国1990年代初至今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仅看产品结构的变化，确实是从制鞋、制袜这些行业逐渐发展到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是如果从产品的技术含量来看，产品的技术含量最多的部分全是进口的，本国加工的这部分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这么多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很大的不足。

　　我不同意通过升值来促进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首先，汇率从来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政策，不是一个微观经济的政策。其次，如果出口企业长期没有提高技术含量的话，我们应该分析的是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包括金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不赞成牺牲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它们造成，牺牲它们达不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微观上，汇率升值也不能改变创新技术方面的问题。

　　《21世纪》：有人认为，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良莠不齐的，升值会产生优胜劣汰的效果，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黄亚生：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是很低的，其中有比较杰出的企业，像联想、海尔是不错的。中国进行了30年的经济改革，保持8%-10%的经济增长，为什么非常杰出的企业就这么几家？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企业是非常杰出的，我就让他们举个例子，一般都只能举出联想、华为。了解国际商务的人士，让他们讲讲印度的企业，至少能说出五六个。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也有很多家。

　　在缺少其他的更详细的数据的情况下，海外投资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微观竞争能力的一个指标。但是，在计算海外投资的时候，要排除那些能源和垄断企业的投资。从这点上来看，印度远远领先于中国，而且不只是差10%、20%，而是差几倍。所以，从微观条件来讲，中国根本不具备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如果现在要大幅升值，影响将是毁灭性的，受到打击的将是出口企业和就业。

　　当然，人民币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强大的国际压力，但这种压力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消费上不去，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发展国内市场，用其它方式来消化国外的压力，而不仅仅是把升值作为应对方法。中国的内需非常弱，农村市场很大，但由于人民收入很低，增长很慢，这个市场并没有被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想到，是如何增加消费和收入，增进社会福利、减税。

　　《21世纪》：升值确实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很多考验，但是升值的压力似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必经之路，您如何看待升值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黄亚生：从东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升值确实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但是中国不太符合这样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企业是在微观基础很差的情况下，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对比日本企业来看，当年日本企业面临升值压力的时候，丰田、本田、索尼这些公司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很高的，已经在全球范围进行运作。而我国的企业则是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面临跟当时日本企业一样的升值压力。

　　同时，日本企业当时消化升值压力的渠道我们都不具备。首先是技术升级，从工商联2004年到最近所做的调查来看，民营企业对于研发的投资没有什么改善。海外投资是日本企业过去消化升值的另一个手段，中国企业也没有采取。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才能够进行海外投资，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管理能力。而对于那些在海外有投资的企业，它们在海外投资的资金规模非常小。

　　在日本企业技术、管理达到高水平，并且已经培养出一批跨国公司的情况下，日元的升值对很多中小企业还是有很大的打击，在1980年代，日本很多中小企业都破产了，升值对它的经济的破坏性也是很大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国会是什么一种情况。当然，日元当时的升值速度比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要快。但是，中国的微观基础却跟日本当时差得很远。

　　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长期形成了政策依赖，让它们迅速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政策依赖当中，出口退税是最直接的依赖，但是更根本的是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供给。现在把这些政策因素减弱了以后，让这些企业很快提高科技水平，那是不可能的。技术的研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的转型成本，是怎么也逃不掉的。

　　农村改革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

　　《21世纪》：中国出口企业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本来应该有一个过渡，这些产业最初集中在沿海地区，然后逐渐的向内陆转移，可为什么经过了30年，这些企业没有向内陆转移，还是停留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区？广东1980年代生产成衣，1990年代生产电子，然后开始生产汽车，但成衣却还在那儿生产。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就要回到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讨论。

　　在任何国家，地理上最能够流动的因素，应该不是劳动者，而是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两亿的流动人口从内陆省份到广东、浙江、江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做劳动密集的产品，所以，它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提高技术，提高资金的使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企业经过30年改革还停留在简单加工制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金融体制对研发的影响，资金成本太高，民营企业很难搞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有理智的企业家，肯定选择那些技术最简单、劳动最密集的产业。

　　《21世纪》：那农村地区向沿海地区大量输出劳动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首先因为农村的金融体制。在1990年代，农村金融改革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1980年代农村的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有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的。那时，人们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须促进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所以，要让农民获得资金，开拓一些非农业项目，通过对农产品(18.08,0.00,0.00%,吧)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的道路。1980年代是把批贷款的权力下放的，而到了1990年代，批贷款的权力又集中到县级农村信用社。1990年代的农村贷款，优先用于农业，非农项目排在很后面，这跟19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1990年代的政策是让农民种地，而在城市大规模地搞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等等。农民在1990年代获得创业资金是非常困难的，而同时农业的回报率很低，所以他们只能够出售劳动力，而出售劳动力的机会不在农村肯定是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就是1990年代产生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在1990年代，农村的创业资金非常紧张，而农村储蓄率非常高。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在1985年的时候是40多万家，到了19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所以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因此，1990年代城市向农村的资金流向是负的。同时，农村居民当时还面临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提高，他们在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的创业机会，只有到城市去打工。

　　现在的决策层，实行了包括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针对农村的政策，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广东马上就出现了“民工荒”。农村的问题和沿海企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1世纪》：乡镇企业曾经是农村改革中的亮点，为什么现在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反而不如以前？农村缺乏经济活力的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中国1980年代的发展模式是良性的，特别是农村改革非常深远，而1990年代的农村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走回头路，如粮食收购、土地制度都没有沿着1980年代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

　　从农户调查数据来看，1986年-2002年间，若剔除掉通货膨胀因素，1980年代农户获得贷款的平均数额大于1990年代中期农户获得贷款的平均数额。1980年代，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贷款和从非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比例是1:1左右，到了1990年代，这个比例就变成了1：3左右。非正规金融的融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就意味着，1990年代的农村更依赖于更昂贵的资金，非正规金融虽然弥补了正规金融的某些缺点，但它不可能弥补所有的不足，因此它不是最完全的替代。举个例子来说，你开一家做面条的小店，需要借几百块钱，可以依赖非正规金融；若想把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借几百万，就必须依赖正规金融，所以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另外，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产生违约风险。所以，正规金融优于非正规金融，从这个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农村金融状况是优于1990年代的。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我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改革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会非常大。

　　这是我对1990年代发展模式的一个反思，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错过了在农村发展良性企业和创业精神的机会，也影响了城市企业的技术升级。

　　《21世纪》：那如何促进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黄亚生：农村应该进行经济改革，首先是农村金融要更开放，搞私有银行和信用社。其次，土地产权制度要进行改革，农民应该可以用土地作为抵押物获得贷款。实际上，农民是最有信用的贷款人，因为他有土地逃不掉。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农业致富的，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要充分调动农民的活力。如果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去开发，就可以变现。

　　民营企业的困境与出路

　　《21世纪》：有学者认为，人民币的逐步升值是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并且认为一步到位的升值虽然会牺牲出口企业，但是可以抑制升值预期，平抑通胀，您如何评价此种观点？

　　黄亚生：现在的小幅逐步升值的方式，我认为保护的不是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利润率是非常低的，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3%的话，就已经达不到保护它们的作用，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已经升值超过20%了，早已经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小幅升值保护的是大型资产拥有者、希望通过土地变现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商、股票的投资基金，等等。逐渐升值的预期，会刺激外资进入，这些外资就会进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这几年的发展都和升值预期有一定关系。

　　我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但是一旦要升值，就要一次升值到位。现在这样去升，一个可预测的结果就是热钱的流入，而热钱流入的渠道是很窄的，房地产是其中之一。热钱的流入可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例如，北京开始限制持外国护照的人买地。

　　《21世纪》：现在的外汇管理的思路发生了转变，从政策解读上来看，由“宽进严出”转向“严进宽出”，您觉得它会对企业的融资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亚生：这个“严进”对中国的经济也会产生打击。我过去做的研究表明，很多外资进入中国，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制没有效率，但是在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受到歧视，从银行拿不到贷款，就必须得出让股本，这个过程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些企业确实丧失了很多对将来利润的拥有权，但是从发展来讲，企业获得了资金。

　　现在如果采取“严进”政策，民营企业的最后活路都没有了。在2006年10月份，证监会出台政策，加强对企业海外上市的审批，民营企业海外上市的难度增大，这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创业型的企业打击是非常大的。

　　同时，“宽出”的投资渠道也不畅通。首先，现在大规模到国外投资的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根据工商联做的调查，从2004年至2006年，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资本项目对外流出的管制也放宽了，但是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没有任何增长，主要增长的是中石化等大型国企到非洲等地购买原材料所投入的资产。实际上，中国的所谓的“严进宽出”，对于民营企业来讲，作用一点都不明显，主要的作用在于国营企业。在我看来，国营企业并不能代表企业运营的效率，所以“宽出”并不能够带来多少经济利益。

　　《21世纪》：如何建立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黄亚生：开放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应该开放外资融资渠道。在两个市场同时开放的背景下，本土企业家仍然更倾向于选择本土的资本市场。原因非常简单，只有中国的投资者最了解中国的企业,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对本国的企业估值较高。很多时候，它们选择去国外上市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国内资本市场对他们不开放。印度的企业就往往是先在本国资本市场上市，做大以后，取得了一部分国外投资者的认可，才到国外上市。中国的民营企业却恰恰相反，直接到国外去上市，浙江的一些企业甚至到新加坡去上市，新加坡的股票市场非常小，成本非常高，这对企业来说是不划算的。

　　A股上市门槛高，本质上是抑制竞争，但是一个国家总是要通过竞争来改善资本市场的。例如1990年代初孟买的股票市场是一塌糊涂，但因为印度有别的股票市场，孟买的股票市场就受到了压力，就需要自我改革。而1990年代中国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不存在什么竞争。

　　《21世纪》：目前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一保一控”，您认为在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黄亚生：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宏观稳定，与微观经济发展常常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维持宏观稳定会降低微观效益；支持微观效益，支持民营企业，又会造成通货膨胀。我担心奥运后这个矛盾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改变现有的金融制度，这个矛盾永远得不到解决。

　　我对中国这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心，现在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次贷危机也没有完全解决，导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好。如果一定要选，我可能更愿意容忍通货膨胀。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通货膨胀严重的年份，都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放松银根、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微观上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防止宽松政策只用于刺激房地产，那样的话，连微观的好处都得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