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有一个共同的直接原因，就是增长模式。
 
　　需求结构有问题
 
　　内部失衡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有缺陷。
 
　　21世纪后，各个地方都大搞两项工程，一个叫形象工程，各地大量拆迁，修楼堂馆所、大体育场、道路；另一个是政绩工程，着重于投资大的重化工业项目。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增长模式不对，于是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现在经济没有过热，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要靠大量的重化工业的投资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种认为，这一套观点是陈旧的，是从苏联来的，是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而笔者认为，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采用的增长模式，已经被否定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又把它继承下来。

    本世纪初，各地、各省制定的规划、接受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是一个过时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增长模式是一回事。
 
　　18世纪至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就需要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重化工业，而这些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所以整个经济的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该增长方式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多马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很熟悉，马克思做出“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的结论，正是从分析这种资本主义早期增长方式得出的。分析的中心环节叫“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就是说在总资本构成中，物资资本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此推论出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19世纪后期，西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动--增长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资本驱动变成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而不再靠资源和资本积累提高效率，这使早期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缓解。

    我们经常说“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是投资、出口和消费”。这句话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是受需求约束的，需求由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因素构成。如果需求限制了增长速度，就要看这三个因素能不能变化。但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由需求造成的。

    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认为经济危机就是因为需求不足，于是增加需求。但到了70年代出现了新问题，又滞又胀。一方面停滞，增长上不去，另一方面需求过大，造成物价上涨。所以，到了80年代后出现新自由主义。

    中国现在总的情况不是需求不够，而是需求的结构有问题。为什么出现结构问题，为什么出现需求失衡？就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靠出口来补，现在出口的需求变成拉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它又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效率，“十一五”讲了四点：第一，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也是从人家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学来的。按照传统的看法，到了工业化后期，超前发展的将是重工业，结果20世纪的情况不是这样，超前发展的是服务业。服务业的附加值高，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所以“十一五”规划强调发展的是服务业。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四条的目的都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增长模式的缺陷
 
　　外部失衡的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针对这个缺陷“十一五”规定，提高出口的附加值。但从“十一五”的执行情况来看，跟原来的设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十一五”规定有两个约束性指标，一个是排放，一个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可2006年两个约束性指标都没有执行，其他的要求执行得也不太好。

    我去浙江的时候，领导同志说，他们原来想把服务业的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但从2006年的执行情况和2007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本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低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国家，甚至低于像印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我们希望能够在“十一五”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普查后，全国GDP中服务业的比重是40%，经过这两年降到低于40%。这里存在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能转变，那前面讲的内外失衡问题不但不能修补，而且会加剧。

    体制性障碍
 
　　我们10年没有转换过增长方式，所以“十一五”又提出来，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体制性障碍。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靠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配置资源。十二届三中全会里讲，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是由竞争形成的，这个价格不但反映成本，而且反映供求。反映供求的价格就能使得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

    首先，旧体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各级政府掌握着配置资源的权力，两个很重要的资源都是由政府配置，一个是土地，另一个是资本。资本来源是贷款，虽然是银行贷的，但是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在决策。

    其次，GDP的增长速度是各级党政领导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再次，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跟物质生产的状况直接挂钩。从收入来说，我们财政收入的一半是增值税，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挂钩；从支出来说，政府主要公共品的支出责任过度地在县和县以下，不管收入和支出都决定了各级政府要拼命地搞GDP，否则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

    另外，行政定价占了很大比重，而且要素价格大部分是由行政规定的，而行政规定是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低价政策，这种定价扭曲了自然配置，而且鼓励高耗费。举一个例子，利息规定得太低就鼓励了投资。稍有一点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负的，存款越存越少。

    这是体制性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