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往何处去？是近来非常热的一个话题，虽然，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中国牌子还不多，但中国制造的确是中国经济最响亮的一个品牌。从服装、鞋帽，到笔记本电脑、手机，中国制造成了价廉物美的代名词。

　　然而，在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汇率上升、银行利率上调、出口政策调整的背景下，靠低价打天下，这条路似乎再也走不通了，中国的制造业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制造业需要创新

　　每年的广交会都是我们经济半小时关注的话题，广交会被称为“中国第一会”，是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的贸易盛会，然而在今年广交会，体验到的却是两个字“没落”。

　　美尔雅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李克国：“像去年我们春交会大概有两千万美元签单，那么今年我估计可能一千三四百万美元吧。”

　　事实上，由于人民币升值，贷款利率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数量庞大的中国出口企业，目前正集体遭遇重挫。

　　美尔雅集团董事长杨闻孙：“应该说出口的这个利润空间现在已经被压缩得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言了。”

　　不仅是在广交会上，最近几个月，我们的记者相继到中国出口企业最集中的广东和浙江进行了调查，发现最近一两年以来，出口企业的生存状况日益艰难。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百分之二十的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工这种状况。”

　　在“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水头镇，不少制革企业这两年都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远走他乡。

　　宝利皮革厂值班人员：“老板现在在山西煤矿里，没在这里，老板到山西去了。”

　　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镇，这个被称作“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这里的大多数家具出口企业都举步维艰。

　　远大家具董事长朱佛章：“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做得越多就亏得越多。”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忧虑，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眼下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有没有破解的答案？除了低廉的成本和充沛的劳动力，制造业究竟还有哪些制胜的法宝？

　　我也采访了全球制造业巨头英特尔公司的董事长贝瑞特先生和政协委员赵启正先生，他们俩为什么能坐到一起谈论中国制造的话题，来看看。

　　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贝瑞特：“下一个谷歌可能产生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贝瑞特：贝瑞特博士1974年加盟英特尔，1997年成为英特尔公司第四任总裁，2005年出任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英特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而半导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产品。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赵启正：“奥林匹克要在北京召开，没有永远的冠军。”

　　赵启正：1993年任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以他卓有远见的方式引入一批优秀的跨国高科技企业，在外国人眼中他被戏称为浦东赵，1998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05年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赵启正在15年前第一次把英特尔请到了中国，这也是他们15年后的再一次重逢。

　　芮成钢：“我们最近《经济半小时》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其中包括中国各行各业，从皮革到家具，甚至到造鞋等等，这些中国的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很多人说中国作为制造业的这么一个生产基地，世界工厂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企业包括比如说汽车制造企业说今天在拉美，在拉丁美洲，在越南生产已经，人力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中国已经不再享有这个优势了，这点我不知道赵主任跟贝瑞特先生是怎么看？”

　　赵启正：“简单地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是指相对低端的产业，并且你刚才说现在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逐渐的破产了或迁移了，这个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因为借此机会中国的产业要升级，因此我还是抱着积极的，把它视作一个挑战和机会来对待。”

　　贝瑞特：“在过去20年，中国在制造业的发展很大，但是主要靠的是劳动力价格较低，然后来制造出口品，那么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美国也是类似的，产业必须向上升级，我们的这种制造业必须要有更高的附加值，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多的自己的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应该进行更多的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低端制造业，那么我想低端制造业被转移到越南，这绝对不是坏事，那么只要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不断投资，教育能不断继续下去，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芮成钢：“所以二位等于是都在默认，确实是中国在失去作为生产力成本比较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确实在失去，但问题是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完成一次产业升级，在英特尔面临着制造业危机的时候，英特尔是怎样度过这些难关的？”

　　贝瑞特：“在我们(英特尔)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进行投资，我们从不是通过节省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投资来解决问题，我们总是能够做长远的投资，而不是仅仅针对目前的问题，通过研发，通过创新，所以只有在我们不断的为未来投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那么有的时候财经界是不喜欢这样的做法的，包括传媒界，有人说英特尔应该放慢投资的步伐，但是我们从不停下向未来做出投资的步伐。”

　　芮成钢：“如果我总结一下就是英特尔遇到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制造巨头，总是通过更多的研发，通过更多的投入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回避，否则的话，今天的英特尔可能也去挖煤了。”

　　赵启正：“这也是很不容易的，都知道高端产品它的利润高，高端产品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向上提升，想这样做，能不能做到，一个是你有没有能力，还有一个你有没有机会，机会也是很重要的。”

　　芮成钢：“英特尔是四十年打造的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现在全世界谁要是想再做芯片，我们中国也有芯片企业，比如说我们华人企业，微生处理器等等，还有做芯片的，比如说汽车，中国也有汽车生产商，手机更是这样，但是已经错过了当世界领先企业的机会，已经被赢家攻势了，已经被早起的鸟儿把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贝瑞特：“当然了，你可以看一下在美国相似的情况，比如摩托罗拉，是手机之父，而现在在美国辛苦挣扎，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也很困难，因为它没有做出必要的投资，所以这是一直存在的竞争，无论是摩托罗拉，熊猫，诺基亚，或者是三星，人人都在竞争中发展，如果你落后的话，就会很困难。”

　　赵启正：“奥林匹克要在北京召开，没有永远的冠军，在四十年前，日本女排最好，后来中国女排追上去了，后来中国女排有几年不景气，现在又上去了，这就跟奥林匹克一样，好的运动员要有好的教练，好的身体，好的运动场合，那么中国的科研环境在改善，这里包括一、教育，现在我们好的大学多了，数量多了，并且很多人可以留学了，也有好的现实，那么，机会，中国市场大了，世界市场大了，我们最缺的是什么？现在缺的是投资，像英特尔据我在网上查的，一年它有五十亿的科研经费，超过我们所有IT企业的总和。”

　　芮成钢：“您说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就像贝瑞特先生说的，关键是比如说摩托罗拉目前的困境，就是因为摩托罗拉在研发上可能投入不够，但是我想摩托罗拉在研发上投入不够，可能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可能投入少了，不是说没有这个资金，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是没有这个资金，没有这个钱去投入，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这样的资金投入，去持续这种研发，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就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高度呢？”

　　贝瑞特：“不会吧，我想有很多了不起的机会合作，协调，像英特尔和中国本地的企业有很好的合作，英特尔的一些知识产权把它和中国的研发能力，中国本地的公司的市场面结合起来，产生很好的产品，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学，他们可以和美国的欧洲的大学合作，联合研究来跳跃式发展。”

　　赵启正：“贝瑞特先生说的很对，当然在创造中有主力，我们要鼓励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创造，而不是单纯的模仿，那么这样的创造也是要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单靠工程师自己努力就做得到的，至于跳跃式的发展是做得到的，这里跳跃式的发展，可以说任何国家也受惠于别的国家的经验，人家做了成功的事情，我们判断，我们能不能成功，也就是说人家花了学费，我们也要吸取教训，不必亦步亦趋了。”

　　如何创新与发展，在大学中寻找机会

　　在贝瑞特眼里，高端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创新，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长盛不衰，不过，正像有句话说的，钱不是万能的，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那么，在它们之间还必须具备哪些环节，才能把投资真正转化成创新能力？贝瑞特告诉了我们一个寻找答案的地方。

　　贝瑞特：“对我们的创新来说，大学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础的技术研发并不是在企业里做的，而是在大学，所以政府的投资是针对大学的基本研究，绝对是个关键，你必须记住，一个伟大的公司像微软这么强大，他们的挑战，微软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并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公司，是来自于这些比如一些大学独立研究领域的想法，就说Netscape就是从大学里诞生出来的浏览器，雅虎就是在斯坦福大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英特网的directing，谷歌也是来自于斯坦福的搜索引擎，所以大公司的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别的，而是经常来自于某一个想法，大学的某一个研究者，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教育体系，投资与大学基础研究是如此重要。”

　　芮成钢：“这个话题给我的启发，也许我们中国缺的不是资金，不是研发的资金，而是缺的一种规划，孕育这些最领先想法或基础想法这样一种环境？”

　　赵启正：“贝瑞特先生说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往往用发现这个词，而技术往往用发明这个词，也就是科学在你研究的时候，科学家有一种终极的关切，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什么原理，这样他就会出现牛顿，出现爱因斯坦，当这些发明刚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用的，比如说发现了中子，这有什么用，过几年知道了，反射要靠中子，在你做这些科研的时候，没看到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大学里要做科学研究、技术研究，而技术的发明，更多的在于企业。”

　　贝瑞特：“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并不只做基本的科学研究，它们经常和产业共同研究，做一些工程，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我们和全世界的大学一起合作，有300多家大学，很多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大学是解决问题的，而这是直接和科学技术创新相关的，我们不可能雇佣所有这些聪明的工程师，他们很多是来自于其它的公司或者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大学不只有基础的研究，还有工程上的技术创新也可以在大学里发生。”

　　芮成钢：“这是不是从另外意义上表明，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忽略了大学的这个环节，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诞生这么多伟大的公司？”

　　贝瑞特：“我想中国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我们的风险投资在中国越做越多，过去我们的风险投资有90%多在美国做的，现在只有一半是在美国做的，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主要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中国的创业的增长，有识之士和他们的创新想法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后，他们将会在中国建设出下一个惠普，下一个英特尔，下一个谷歌，也许会产生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芮成钢：“那赵主任您分享贝瑞特先生这样的乐观吗？”

　　赵启正：“我很同意贝瑞特的乐观主义，这个乐观主义不是盲目的，是有根据的，在七十年代，中国开始制造彩色电视机和广播设备，当时已经有了在德国PAL制，美国NTSC，法国Sitcom都有毛病，中国来第四制式可能比他们好，可是再好也不行，因为它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的市场，你晚了，但现在3G手机就不同，3G手机现在又出了好几个制式，比如以中国为首的TDS-com系统，欧洲的W-com系统，美国的W2000，就是人类，没有办法，统一不了，这就是竞争，和彩色电视相比，我们起步是同时的。”

　　在贝瑞特心目当中，大学是个能诞生伟大创造的圣地，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没有放松过对教育的关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英特尔的工作人员在成都一家电脑城抓拍到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看到装着英特尔芯片的电脑很羡慕，说“要是他家也有这样的电脑就好了”，贝瑞特知道了这件事，拿着照片四处打听小男孩的下落，最后他终于把电脑送到了小男孩手上，教育总是贝瑞特最看重的领域，在汶川地震之后，英特尔也把大部分捐助放到了孩子身上。

　　汶川大地震后，英特尔在第二天的凌晨就决定了捐赠，英特尔先后共捐赠的4800万元，其中3500万元专门用于教育援助。

　　“贝爷爷好。”

　　这是英特尔公司在四川灾区援助的第一批修建的计算机网络教室。

　　贝瑞特：“你们喜欢学校吗？”

　　孩子们：“喜欢。”

　　贝瑞特告诉这里的孩子，知识是谁都拿不走的财富。

　　贝瑞特：“就像我刚刚敲你们的门，知识也会为你们打开好多大门。”

　　贝瑞特：“看到那些孩子们的高兴，他们的活力，他们的热情，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很值得的。”

　　赵启正：“我虽然没去四川，但你在四川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那些孩子也很感谢你。”

　　芮成钢：“我听说您见过贝瑞特先生，见过英特尔各层的官员见过很多次，每一次见面都记在一张小卡片上，不知道您带来了没有。”

　　赵启正：“有有有，你看我每次见面都有一张，人物、地点、他们服务的领域，他们新研究的项目。”

　　贝瑞特：“最好把它记录到计算机上，而不是卡片上。”

　　赵启正：“我要用一双核计算机来记录。”

　　半小时观察：中国制造，危机如何变成机遇？

　　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幅上升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萎缩、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这一个个坏消息像是一道道“紧箍咒”，箍得不少中国制造企业喘不过气来。那些长盛不衰的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充足的经验。贝瑞特和英特尔的故事就说明：只有不断地投入，不断地提高研发能力，不断地开阔视野和想像力，我们才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走得更远。

　　“中国制造”如果能够用技术研发、品牌创新来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危机，那么危机就会变成机遇。当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入到品牌竞争、进入到产业链上游的竞争后，“中国制造”不仅可以改变自己低成本、低价格的低端形象，更可以使自己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彻底告别“跑龙套”，成为一个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