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洪合镇，主干道的一快广告牌上写着“中国毛衫名镇”。然而，这个毛衫镇的经济正在滑坡，显示出中国制造业步入中年期的初步迹象。

　　过去20年来，这个距上海90分钟车程的小镇在全球经济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宜的位置。在不久前，当毛衫行业发展处于鼎盛时期时，洪合的10万名居民有逾半数在当地的100余家毛衫工厂和8,000余家商店工作，每年生产及销售约2亿件毛衣。当地政府称，这些企业每年创收达6.5亿美元。

　　而现在，许多出口商和工厂都关门停业。其他一些闲置了部分产能的企业也正在削减成本。许多来这里打工的外地工人纷纷打道回府。

　　生产商表示，由于原材料及能源成本上升，他们的利润有所下降。人民币走强令洪合出口至美国等重要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据美国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统计，今年5月，中国商品的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4.6%，这是创纪录的涨幅。习惯了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同时又担心本国经济疲软的外国买家通常拒绝出更高的价钱。

    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也导致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缩减：公司说，政府加强对工人和环境的保护令其开展业务的成本更高了。外国买家也表示，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让他们难以来中国参观工厂或参加交易会。

　　全中国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些压力，只是玩具、家居用品、鞋类和服装等低价产品生产商们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而正是这些产品满足了全球各地的大量需求。低成本产品生产商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帮助中国成为了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多年来，这些公司一直靠增加产量、压缩利润空间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增长。随着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增加及人民币走强，这类制造商成为最难消化上述成本的企业之一。

　　这样的变化在依靠某 廉价产品致富的新兴城镇身上最为明显，从华南的广东省到长江三角洲的洪合县都是如此。行业管理者说，最近几个月，许多这类制造中心都有数百家、甚至也许是数千家工厂关门。在位于上海附近、号称领带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三分之一的嵊州市，生产商们试图联合提价。广东省东莞市也有许多玩具、鞋类和刷子生产商关门大吉。

　　Marketing Management Group Inc.驻香港的时装行业顾问彼得·谢伊(Peter Shay)说：“这是情形终于发生变化的一年。在人们的记忆中，价格首次出现上涨。”

    对嘉兴伊尚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河荣等企业家来说，命运的转变来得太快了。伊尚美是洪合最大的出口商之一。2005年，姚河荣找到了一家最大的客户──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 Inc.)，这家家族企业由此繁荣发展。姚河荣说，不久之后，美国市场就占到了公司业务的20%。

　　但他说，来自沃尔玛和其他美国客户的大订单正在渐渐枯竭。最近的一天，他办公室楼下的车间里，数十台针织机闲置着。沃尔玛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公司目前没有从洪合的工厂采购，但拒绝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姚河荣说，我们非常担心这块业务。

　　这样的困境虽然令人痛苦，但可能会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中国的毛衫行业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说已经过剩：至少有6座城市号称毛衫年产量上亿件，洪合只是其中之一。在这类低成本领域，分析师们预计将会出现合并大潮，从而提高效率。他们表示，各公司还将被迫进行革新，以便能在价格之外的其他方面具有竞争力。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中国过度依赖节省成本和简单生产模式来推动出口。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驻北京研究员余永定说，如此严重地依赖外贸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事。他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左右，而中国约为75%。

　　当然，中国肯定还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充当出口大国。由于中国还生产不太容易受工资上涨等因素影响的工业机械及其他高价值产品，因而出口数额依然庞大。此外，中国的交通网络，以及大量为制造厂商提供支持的供应商和企业，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而对于既想出口、又想在中国国内销售产品的公司来说，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也极具吸引力。在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和博思艾伦咨询有限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 Inc.)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83%的受调查公司表示计划继续在中国生产。但随着上涨的成本削弱了中国作为制造地点的吸引力，约有17%的受调查公司表示至少会将一部分业务转到印度和越南等低成本国家。

　　数百年来，长江三角洲的人们一直从事丝织行业。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前夕，当地政府在嘉兴市下属的洪合镇开了两家大型毛衫厂。嘉兴位于上海西南70英里，下辖许多工业镇。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企业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纺纱机，实现了设备升级。它们在北京设立销售代表，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邻国的经销商开展贸易。到90年代末，姚河荣等业内老手开始离开洪合的国有企业，创立自己的公司。1999年，姚河荣和两个兄弟招了20名员工，开始生产针织衫。两年后，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国买家因此对中国供应商更有信心。姚河荣说，到2002年，他已接到意大利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定单。

　　四年前，姚氏兄弟实行扩张，在新工厂配备了能织出更复杂花样的进口机器。他们与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组建了合资企业，将针织衫年产能提高至300万件。拥有400名员工的姚河荣说，他把从染羊毛到针织衫成品运输等各个环节外包给了100多家企业。

　　洪合的各家店面堆满了一卷卷线纱、一摞摞松紧带。送货的人蹬着满载棉质、晴纶、羊毛等针织面料的三轮车穿过狭窄的街巷。在洪合镇中心，巨大的蒸气机正在给纱线染色。这个镇的成功吸引了做中国内地贫困省份的移民，他们在这里打工能比在家种地赚得多。打工者在镇上附近的村子里租房居住，通常还会把孩子也带在身边。

　　三年前，总部远在美国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沃尔玛定购了160,000件针织衫，这标志着姚河荣事业顶点的到来。他说，美国买家不断光顾，促使他提高效率。姚河荣说，他们的定单数量多、价格低，做起来很难。

　　然而，就在洪合的商业蒸蒸日上之时，来自北京的政策转变却让他们面临着新的障碍。2005年7月，中国在国际贸易伙伴的压力下同意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控制。此前十年，虽然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但人民币一直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出口商及外国买家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但也激怒了一些西方人士，他们批评说，这让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从而享受到不公平的价格优势。

　　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一开始十分缓慢。但去年开始人民币加速升值，至目前已经上涨了20%。另一方面，人民币兑欧元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在欧洲价格更为低廉。但对许多制造商来说，这方面的好处不足以抵消它们面临的困境。

　　与全球许多出口商一样，洪合的出口合同也以美元结算。随着美元走软，这里的出口厂商表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签定合同三、四个月后发运时还能赚多少──或是赔多少。姚河荣说，我们要对美元订单极其谨慎。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些政策，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速度。今年，政府颁布了新劳动法，限定工厂的加班时间，限制临时工，并将最低用工年龄提高两岁至18岁。新规定使洪合等地的小企业受到打击，这些企业通常会根据生产周期招聘和解雇工人。中国还加强了环境监管，这意味着洪合的印染企业现在必须为它们所用的化学品支付处理费，而不是直接排放到穿过镇上的小河。

　　姚河荣拒绝透露新成本对他的业务有何影响。但美国一家大服饰公司的采购员说，中国生产商在每件羊毛衫上的利润空间已经从几年前的2美元下降到30美分左右。

　　今年50岁的姚河荣说，他目前在寻求其他一些规模小、利润也不高的出口市场 ，同时也会尝试将销售转向他一直忽视的国内市场。最近，公司大仓库的包装工人正在将“Mr. Price”品牌针织衫装进塑料包，等待运往南非。上面标注的零售价是：每件49.99兰特（约合6.25美元）。

　　对洪合来说，今年本来会是特别兴旺的一年。耗资16.8亿美元、长22英里的杭州湾大桥上个月建成通车，使当地车辆去往 波集装箱码头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在距洪合市区仅几分钟车程的地方，沃尔玛正在修建一个大型配送中心。而到12月，复杂的纺织品配额制度即将到期，中国对美国等国家的年度纺织品出口限制将被解除。

　　洪合镇政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当地产业还抱有希望；减少的职位主要是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工厂。政府称，2008年头5个月，该镇最大的几家针织衫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约25%，不过利润空间大幅下降。

　　据当地人说，许多工厂在2月份春节假期之后就没再开工。还在运转的公司也在削减成本，包括许多印染企业，其主要员工现在只在夜间实行波谷电价时工作。在一家接待过采购人员的宾馆，当记者问及入住情况时，宾馆经理邹着眉头，随后回过去亲自擦起了地板。

　　据洪合镇中心小学校长张国佩说，学校入学人数一度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到来而大大增加，现在全校有大约2,200名学生，比2006年最高峰时的数字下降了5%。在张国佩办公室里的一台空调机上，学校扩建工程的模型积满了灰尘。根据扩建计划，学校打算将教室数量增加一倍。

　　已有外来务人员开始离开。20岁的曹久琳来自安徽，最近几年，她说服自己的姐姐、兄弟和父母来到洪合跟她一起。他们租了一幢不大的农家房子，买了五台针织圆机和一辆送货用的三轮摩托车。他们在老家另外雇了农民替他们种地。

　　经营洪合数千家小作坊之一的曹久琳一家可以说是中国出口行业规模分散化的一个缩影。每天早上，家里会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去镇上的主要市场，如果有活的话，他就会载着针织衫需要的材料回来。他们在房间里干活，一边是床，另一边就是电动针织机。他们将针织衫的袖子缝到衣身上带回工厂，每件能挣大约23美分。曹家人说，由于订单减少、竞争激烈，最近这些活的报酬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

　　今年春季，曹久琳的父母回了安徽，解雇了之前请的农民，多年来第一次自己下地收割。已在安徽的父亲曹明富在电话里说，洪合没什么生意，每个月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身为针织厂老板的姚河荣午饭时一边吃着蒸鱼、喝着黄酒，一边说，为了美国等不断疲软的市场之外找到新销路，他都得高血压了。他说这是“老板病”。

　　姚河荣说，一个想法是在国内销售更多的针织衫，但他在中国零售商圈子里没什么熟人。他说，自己一直是做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