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开放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实在发展经济学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论，比方说资金、市场、技术、就业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就不再去强调了，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对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做的贡献。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开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大国的特殊作用和它的特殊挑战。这里面我强调几个特点，跟发展经济学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我们是转型中的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可能在发展经济学里还没有一个讨论的先例；还有，是一个大国，大家都知道，国际贸易当中，大国在很多事情上和小国是不一样的，很多小国不能做的事情大国可以做，或者小国可以做的事情，大国不能做。所以我们在研究当中必须要强调中国除了发展中国家以外的两个特点，第一是转型，第二是大国。

    这里面我想强调的作用一个是对中国转型的作用。

    中国的体制改革，当我们现在讲成功的时候，我们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我们作为转型国家，通常跟东欧，前苏联比，觉得我们比他们转得成功。他们的转型，特别是九十年代明显的对比，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俄罗斯一塌糊涂，东欧也比较有问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搞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他们是休克疗法，其实我认为中国和前苏联在转型中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的关键不是因为渐进不渐进的问题。因为其实苏联和东欧集团也搞过渐进式改革，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也学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改革，可是他们最终渐进式也没有成功，先不评论苏联搞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的差别。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在开放中改革，而他们虽然做了改革，但并没有开放。因为对体制的冲击并不是把一个旧的东西打破了就行了，打破一个旧的体制是容易的，但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市场机制出来，这点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主要就是通过引进外资、对外开放而逐渐建立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点在前苏联身上，可以说它是做得很差的，因为九十年代初我也专门去考察过俄罗斯经济，我说它根本就没有开放。这可能也和我们的历史有关系，特别是在一个公有制的体制下，怎么引进一个私有的竞争，虽然俄罗斯在法律上强调可以有私有化，可是它并没有私有的力量和机制来创造一个新的竞争市场机制，我们从理论上讲是不允许，尤其是在开始，是不允许私人企业竞争的，通过什么让私有企业冲击公有体制呢？实际上对外开放最初不是直接的，因为中国当初一直对私有制经济抱着警惕的情绪，而通过对外引进的做法渐渐地建立新的体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作用。

    第二，对企业家才能。市场经济不光是体制问题，还取决于企业家才能，现在我们教科书里很典型的几点，一个是经济发展除了资源以外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参与，尤其是市场经济，怎么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从市场经济的微观角度来考虑，这也需要开放。中国比苏联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的人民公社至少还没有到国营农场的阶段，而且农村改革里，包括很多民族资本家都还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比他们做起来容易一点，但我们离世界先进的市场经济差别很大。怎么改革呢？不可能把所有人都送去培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以前我们的经营方式是什么样的，现在的经营方式是什么样的，很多东西是通过技术外延，但技术并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技术的外延。我们最初就引进了很多香港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行为本身是一种示范效应，通过它传播，首先在行业里，然后是行业之间，甚至行业以外的，我们叫“技术外移”，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我认为它确实对我们中国经济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开放时，大家都知道国家安全，经常担心这个问题，其实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我认为不必太担心，特别是我们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五周年时商务部也专门做了学术讨论会，有人提出国家安全，那时候叫“敏感问题”，首先外资已经占了某个行业的70%了。垄断，大国和效果是有区别的，什么叫垄断？经济学定义上是一家控制，而即使一个大国有70%的外资，但并不意味着外资已经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威胁，或者因为外资垄断了，因为它不是一家企业，而是很多企业。小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跨国公司可以搞定一个小国的经济，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世界上没有一家跨国公司可以搞定中国的经济，我们反过来可以利用多家外资企业的竞争使得我们这个行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它并不是一家外资控制着我们的经济。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又是大国的优势，而我们恰恰也是利用了这个优势，在过去三十年中，允许很多的FDI进来，特别是我和韩国人交流，我们谈到中国加入WTO时，他们说中国怎么敢开放这么大？后来我就说，我们是大国。当然我们的开放比他们更彻底，就像FDI，韩国，说句实在话，它不是很开放，还是属于外向型经济的状况，刚才薛老师也讲过了，有不同阶段，外向型和开放型。你看它吸引外资主要是吸引资本，借钱，开放市场，我自己干，不允许你来干。我们从很早，其实从邓小平开始时就允许外资直接进来，不要小看这个区别，其实到了关键时刻这是有差别的，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一部分造成韩国经济危机原因是因为外资外逃，当它发现你前景不好的时候很容易撤出去。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包括印度尼西亚，它只是吸引外资，但并没有真正开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资能很轻易地撤出。而我们也经历过考验，1989年六市，当时我在美国听到一片声音说中国改革开放彻底完了，外资全跑了。后来1990年我回来看，发现天津就跑了两家，主要原因是它跑不掉，主要是FDI，像摩托罗拉这样的企业，把它的利益跟你绑在一起了。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嚷嚷着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但它不可能进行贸易制裁，因为由于开放，我们的经济和他们的经济，和国际经济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谁要对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制裁，一定不会光伤害到我们，也会伤害其他。所以大国的经济开放实际上有时候是不用太担心它的稳定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还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当然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在开放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做研究，需要关注的。

    你要想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银根，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而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以后就对我们的出口形成很大的影响。而对通货膨胀的研究，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到底是不是因为国内总需求增加引起的呢？还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引进？这里面你所处理的政策，我们的政府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学会怎样处理和以前不同的宏观问题，九十年代对对付通货膨胀确实是国内的问题，紧缩银根，解决问题，现在不光是国内的问题，而是全球能源资源、农产品价格的普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能不能解决宏观问题，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对外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挑战。前两年已经谈到了，当时吴仪副总理还在主持对外开放讨论时，我当时也提出一点，现在有时候政府做事儿，每个部门做一件事情就集中做，比如对外贸易的加工贸易，说加工贸易不是我们要发展的，那我们可以逐渐调整。但有时候，能源部门、环境部门，包括汇率，多管齐下，每一个部门都觉得我没做什么，只是为了要抑制一下，可是你要知道，当所有的部门同时做这个事的时候，对我们外贸的打击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必须要学会在开放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而不是仅仅从国内的目标出发。

    第二，要坚持改革开放下的企业改革。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做得不错，通常是这样的，当我们做得很好时我们就忘掉改革了，我们的改革都是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想起市场，想起基本原理，所以搞改革，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候，改革是不是需要继续，特别是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人说要反思，反思什么？不是反思我们的开放，不是反思我们的改革，而是说看到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没做错，出现的贫富差别也好、环境问题也好，这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当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太多了，改革错了。现在你看，国有企业改革，我记得很清楚，加入世贸组织时，当时克林顿总统派了很多经济学家跟我们谈，他们担心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国有企业不再改革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他们谈，不会的，中国的改革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但现在我倒有点担心，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营得很好，根本就不谈改革，谈竞争力，谈国外竞争力。可是要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是问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有竞争力？我们是在国家具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适应国际规则，不能说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前遵守国际规则，当我进去以后强大以后就不遵守你的国际规则了，而是通过我们强大的力量来做，我是有点担心。

    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营得很好，根本就不谈改革，谈竞争力，谈国外竞争力。可是要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是问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有竞争力？我们是在国家具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适应国际规则，不能说在进入世贸组织以前遵守国际规则，当我进去以后强大以后就不遵守你的国际规则了，而是通过我们强大的力量来做，我是有点担心。改革不但要在我们不行的时候想到改革，还必须要在我们很成功的时候，经济发展很好、企业运营很出色、很盈利的时候也想到改革。这是比较难的。有句话说，一个人比较容易对付困难，但比较难对付成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就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能不能坚持改革。

    第三，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和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五周年薄熙来部长专门开座谈会，我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加快国内开放，我也同意我们要加快步伐，不是我们改革开放不对，是我们国内民营企业，国内开放太慢，很多行业国内并没有开放，进来的就只有国外跨国公司的市场，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加快国内民营企业的开放，现在一些领域争取在对国外开放以前使得我们国内的民营企业更快地成长起来。

    第四，地区的收入差异有时候跟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有关系的。我在南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做了一个学术报告，看东西部的差距，可能跟我们改革开放的战略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在国外很多人研究，收入分配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每个阶层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要关注这个问题，不是说开放一定都是好的，开放一定会带来某些地区出现问题，其中包括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五，怎么样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这么特殊的阶段，好多东西可能不光是经济问题，有些是利益问题，有些需要做公关工作，比如我们跟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学者和官员都在说，这不是我们的错啊，是你们消费太多了，你们储蓄太低，是别的国家顺差到我们这里来了，等等等等，或者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想进口的东西你们不卖，这些都有道理，可是不解决问题，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当然这可能不是我们学者做的事情，而是政府做的事情，在这么一个开放的大国当中，现在很多问题是要把经济、政治综合起来考虑，有些问题可能就要牺牲一些经济利益，比如跟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必要的时候，那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包括吴仪副总理带了一些人去采购，当时我跟马部长也建议，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采取这种措施，去购买。看起来好象跟市场经济不符合，但我把它称之为“国际关系中的公关工作”，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共赢，让人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获得利益，而不是感到你是一种威胁，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学会处理，而且现在我们正处在特殊阶段，三十年前大家根本不关注，我1982年到美国去，东西卖得绝对比国内便宜，可是从来没有人反倾销，因为对美国经济没有影响。现在为什么反倾销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而且中国经济已经发展越来越快，这跟每个社会是一样的，当你很弱的时候他不在乎你，他同情你，你真的很强的时候他又佩服你，现在是从不如他的时候变得要跟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嫉妒你，这段时间比较特殊，未来二十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经济、政治、贸易等都错综复杂地放在一块儿。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有聪明的才智，需要放开眼界，不能光看我们自己，光谈我们的战略问题，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战略，你要想想人家会怎么反映。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理念，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很快，可是我们很多理念还停留在传统经济、小农市场的东西，和国际市场就会有冲突，比如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个理念我们从来都认为是很好的，可是和市场经济不吻合，出口是好的，进口就是问题，现在好一点，因为现在贸易顺差太大了。还有民族主义，民族悲情主义，包括在国际关系当中政府的作用等等。所以这些理念，也是未来二十年的非常挑战。

    总而言之，我觉得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的战略，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在未来的开放当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新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