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制造产业的现状，读者已经不陌生了。过去这些年，农村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他们乘着火车或者骑着摩托从内地远赴沿海寻找工作机会，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昨天;现在，沿海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代工产业正在迎来一场世纪变迁：纵深向内陆地区腾挪，或者干脆远涉重洋。这一场世纪的迁徙，将重塑中国制造产业格局。本组报道追踪那些滚滚洪流中的产业和劳动者，他们若能安好，便是中国经济之幸。

　 　“世界工厂”东莞：影响十多年的“用工荒”正在消解

　　对于今年东莞的用工市场，当地一家制鞋企业总经理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今年工人没那么难招。”肖永康说。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在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走访发现，影响中国制造业十多年的“用工荒”现象正在消解。虽然今年企业用工整体形势仍然严峻，但是部分企业感觉招工难压力已有所缓解。

　　用工荒开始出现裂口的背后，一方面是当地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的继续;此外，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削减边缘产品，减少人力需求;也有不少企业徘徊观望后，在这一两年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转型之路，进入新兴行业，更多的劳动力得以释放。

　 　招工难较去年缓解

　　近年来，东莞市企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改、“机器换人”等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弥补用工不足，但部分行业企业仍存在一定用工缺口，薪酬待遇较低、传统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普工短缺已成常态化。

　　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东莞虎门镇、长安镇和厚街镇等地的工业区，不少工厂都在附近的街道上竖起了招工广告牌，涉及各个行业，如制衣、制鞋、电子、家具等，薪资待遇颇有吸引力。在厚街镇，一家电子厂招工牌上不仅承诺每月25日准时发放工资，综合工资为3500元/月，还保证在宿舍免费居住并享有WiFi。

　　本报记者驻留的半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一个求职人员上前问询，该企业招聘人员颇感无趣，转身去和旁边另外两家工厂的招聘人员闲聊。

　　根据东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市用工缺口约为10万人，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但是在用工缺口依然巨大的情况下，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肖永康的公司主要生产中档女鞋，销往欧美等地。他告诉本报记者，今年身边的制鞋企业中已经关门或搬迁至内地的比较多，大约有两三成。

　　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从年初到现在，该协会230家会员中已有3家结业关门了。

　　肖永康说，部分企业的关门导致人才市场上流动的工人人数增多。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另一位企业主的印证。

　　东莞市潇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峰说，用工难与去年相比稍微有所缓解。除了部分工厂关门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些劳动力虽然之前受到家乡工厂的吸引回去就业，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习惯或薪酬达不到期望值又回到东莞了。

　　周峰的工厂位于东莞大朗镇，员工人数约300人，3月底基本已经招满。“现在可能还会有人员流失，但是补充起来不是太难。”

　　不过，周峰强调，上述两种类型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占比很小，整体来说招工仍很困难。

　 　业务“瘦身”提高利润

　　在东莞，一些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了，同时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在悄悄地发生。不少企业主开始调整市场定位，进行业务“瘦身”，砍掉一些技术不太成熟的产品或利润低的订单。

　　周峰说，身边开工厂的朋友大概有六七成开始削减产品。他将这一关系到企业效益升降和生死存亡的动作称为“战略取舍”。

　　周峰的企业2003年建立，此前生产多种金属制品和工艺品，以钥匙扣和烟灰缸为主，也制作项链和徽章等。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抛弃项链和徽章的业务，专门生产技术力量相对雄厚的钥匙扣和烟灰缸。“项链和徽章不是我们的长项，并且耗费工厂近30%的人力。现在这部分人力一半被释放出去，另一半用于扩大主营业务，人力成本就没那么大了，招工难的情况也得以缓解。”

　　人力成本上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今年5月1日起，东莞市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月(折算为8.68元/小时);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4.4元/小时。

　　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不少“80后”和“90后”的工厂一线人员表示，每个月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到手3000多元不是什么稀奇事。这个工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于生活消费水平更高的深圳。

　　除此之外，周峰也砍掉了一些利润微薄的订单。“砍掉之后用工人数虽然减少，但工厂效益反而增加了。比如，原本5000万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只有10%，也就是500万元，但现在营业额即便缩减到了3000万元，但净利润达到20%，也就是600万元。”

　 　转型至新兴产业

　　尹建文说，很少有会员企业转型至服务业，更多的是在制造业内部转型，比如从生产A类电子到生产B类电子。

　　东莞网商会是一个民间机构，会员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涉及各个行业。该机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今年会员企业结构转型的不少，部分去了服务业，部分是从代加工行业转做新兴产业，或去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紧俏产品。

　　面对原有产品利润日益微薄的现状，上述企业虽然迫切想进入新的领域，获得高额利润，但是未知的风险令这些企业大多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边经营原有产品，一边以既有资金来投入新行业。

　　吕广喜是个典型的案例。他在东莞市一家五金饰品公司担任了十几年的总经理，但他现在的头衔更多的是和手表挂钩。

　　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国外一些手表大品牌价格十分昂贵，国内中等价位手表市场相对空白，去年他将打上自有品牌的手表推向市场，定价在两三百元至两三千元，目前已经有20多个加盟店。

　　“生产领域我们只做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前道工序全部交给内地人力成本更低的工厂去完成，因此需要的人力减少。”吕广喜说。他计划在手表业务成熟后，缩减原本的五金饰品业务。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的比例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广东是跨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跨省流入人口比例高达近30%。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迁至内地，一场关于人口的争夺战早已打响。

　　东莞一位在安防产品工厂务工的“90后”小伙殷海曹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来自外省，家乡的开发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大量的建筑大楼拔地而起。他闲暇时几乎跑遍了东莞所有的安防工厂，比较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以便下半年回家创业，售卖安防产品。

　　与此同时，东莞市的“机器换人”计划也在加速推进。周峰的一个朋友已经引进了机器人，“对于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动作较多的工序，机器人使用价值非常高。它们可以24小时工作，购买成本也不高，有些机器人一台的价格还不及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