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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分析

四问中国经济增长

来源:腾讯财经 | 发布日期:2014-04-15

  2014,甲午马年,人们视之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中国正在各领域推进深化改革,以期迎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十年。然,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面对复杂形势,我们既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又要未雨绸缪、主动作为。”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腾讯网财经记者在2014年博鳌论坛期间专访超过40位国内外政界、学界和商界的要员,以呈现他们心里的中国发展指数和他们眼里的中国经济实况。为了明天,我们问个不休!

中国调结构底线:不冲击就业率

  中国正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完成调整经济结构这个高难动作,这将考验决策者的勇气和智慧。
  
  一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上下共识;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让中国经济承受了多重不确定性。
  
  在博鳌论坛上,接受腾讯财经专访的嘉宾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达到7.5%的增速存在压力,这并非说明中国经济没有能力维持高速增长,而是在多种因素制约之下,降低增速,为调整结构提供空间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值得欣喜的是,7.5%并非刚性目标,在加入浮动区间的情况下,中国的结构调整有了更多想象空间。根据高层表态,就业率恰好是容忍度的衡量标尺。这一缓冲区间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在多重不确定的情况下,稍显从容。
  
  经济增速达标不易
  
  2014年,政府制定了7.5%的经济增速目标。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 认为,中国会达到这一目标。2013 年中国就超过了预期目标7.5%,GDP同比增长7.8%。Stephen Groff指出,2014年的目标是7.5%,与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期一致。
  
  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没有担忧。Stephen Groff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到7.4%。"这依赖于许多因素,比如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改革计划,能否为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在政府控制信贷增长的过程中,会否出现较大规模的收缩。目前中国的信贷的确需要收缩,但过于激进的缩减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效果。"
  
  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也认为,中国要在2014年达到7.5%的增长目标,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胡祖六认为,中国政府制定这样的目标是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解决就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农民工进城、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来支撑。
  
  他指出,在今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维持7.5%的增速面临不小的难度和挑战。"新兴市场GDP增长率都在大幅下调,巴西和俄罗斯目前只有2%左右的水平,印度经济增速回落明显,这种环境下,中国还要保持7.5%,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胡祖六认为,保增长跟结构改革,在短期内存在冲突。传统的增长来源是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由此导致了很多后遗症,如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企,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完成结构调整,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促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陷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陷阱,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政策的艺术。
  
  BCG合伙人黄河指出,按2014年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当多的挑战。GDP三个构成,第一是投资,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细微的刺激,不能再做大规模的投入,所以投资进一步开发的短期潜力有限。而且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进一步投资会加剧去杠杆的难度。第二是消费,好的一方面,中产阶级正在成长,每年消费增长还是两位数,虽然增长率在放慢。但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面临的着产能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短期内有效地刺激消费非常困难。第三是出口,出口是取决于境外需求,这要看看美国的复苏。
  
  野村证券前董事长氏家纯一认为,过去二十年10%的增长率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并不是合适的增长目标,"我认为中国的今年的GDP增长应该在7%到7.5%之间,7.3%或者7.2%就很好了。"氏家纯一对腾讯财经表示。"如果非要把GDP增长率,推至7.5%以上,可能会在许多领域遇到困难,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爆发等。"
  
  容忍度为调结构提供空间
  
  让人稍感宽慰的是,政府在制定了7.5%的增长目标后,还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弹性空间,而弹性的大小,主要由就业率决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微博)表示,2014年年度规划的目标是7.5%,还加了左右二字,,这个区间的下沿,GDP后面实质的内容是可接受的就业水平;它的上沿是社会可接受的物价水平。如果从现在来看,为了实现7.5%的年度规划目标,政策配套是很清晰的,要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健的定位。这种组合在当下应该是一种比较适当的选择。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稳健,也就是保持中性、收敛,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中形成适当的市场竞争压力,使要淘汰的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靠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能够真正有所淘汰。而财政政策方面带有一定的总量扩张效应的同时,更强调优化结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而重点就要包括民生的一系列事项,是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底线。另外也要支持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和产业增长点的发展。"大概估计,上半年有可能表现得比7.5%要低一点,下半年至少要到7.5%或者再高一点,全年完成7.5%左右的规划目标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如果说经济增速达标的难度系数中,10是最难,今年的难度可能是是7-8。"但黄河表示,首先有一个问题要阐明,经济增速的下限并不是7.5%,黄河认为7.0%可能是真正的底线。
  
  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指出,经济增速的下浮区间,主要于能够接受的就业率,只要能够保持就业率,经济增速低一点也不要紧。信息、城镇化将成为未来新的增长点,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一些推动。城镇化是要人的城镇化,人要住下来,肯定要给他提供住房,这都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他认为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还是相当强劲,特别是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这决定了中国还会有比较高的投资率,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可以持续领先。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指出,中国政府手上的牌很多,多个领域还没有放松管制,中国即便不靠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仅靠放松管制,就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8%,9%,甚至10%的增速,都是可以做到。"这是全球非常独特的,它可以选择一两个行业放松管制,放松管制的速度是可控的"。项兵称,从过去几年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GDP增长速度过快的话,不仅会带来环境的压力,而且还会加剧收入财富不均,所以这中间要有平衡,以前平衡没有被高度重视,新一届政府至少对环境更加重视。环境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的关系怎么有效地平衡,政府也需要进行通盘的考虑。

 

拉加德:中国经济放缓无需担心

  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越来越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很自然,也是重新平衡经济,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人口比较稳定,”拉加德上周末在IMF年会上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表示,“增长速度从两位数下降到每年增长8%、7%甚至6%是很正常的。中国正在进行的增长模式转型和打击腐败会使增长放缓,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
  
  中国经济从去年开始就有放缓趋向,今年2月贸易逆差近230亿美元,三月份贸易数据又明显弱于预期,出口同比下降6.6%,进口加工材料也大幅下滑,整体进口下降11.3%。此前公布的制造业数据PMI也并不让人满意。
  
  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是前一段新兴市场股市大幅下滑的原因之一。对中国经济唱衰的声音开始不断增加。投资家索罗斯在今年年初时曾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中国迅速崛起所依赖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IMF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坦然态度让人感到乐观。
  
  几乎同一天,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他说,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虽然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7.5%,”拉加德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但非常明显这仍然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前两周我访问中国,对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再平衡措施感到欣慰。”
  
  另外,人民币自从今年1月以来下降了3%,很多市场人士猜测是中国央行有意为之。3月央行宣布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到2%。美国财政部则警告中国进入操纵汇率的新阶段,美国将对此严重关切。
  
  拉加德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近期央行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是人民币往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动作,并非有意使人民币贬值。
  
  “我并不将这样的举动定义为有意使人民币贬值,”拉加德说,“我们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并相信国际化进程将逐步持续。”
  
  参加IMF年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势是市场的判断。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中国2月贸易逆差近230亿美元,经济增长减缓等因素都是影响人民币贬值的市场原因。
  
  “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并不是什么大事。”易纲说,“相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甚至储备货币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是很小且正常的。从现在起,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都将是正常现象。”
  
  针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情况,拉加德认为全球经济虽然正在复苏,但复苏仍然很脆弱且缓慢。即将召开的年会将优先讨论如何维持全球经济更快、更好、更可持续地发展。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长期低通胀率,以及经济低增长等方面的困扰,对于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来说,各国应该加快经济结构改革以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
  
  IMF预期全球经济在2014年增长3.6%,到2015年增长3.9%。新兴市场虽然放缓但仍然是主要的增长来源,2014年增长5%,到2015年会是5.4%。发达国家今年和明年的增长都会是2.3%。
  
  拉加德表示虽然目前新兴市场增长速度放慢,但是他们仍然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增速也还是超过发达国家。现在有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开始反弹,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再平衡的过程。
  
  “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还远没有结束。”拉加德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李克强“三大动力结构论”构筑中国经济新支点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从三个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即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这意味着,“三大动力结构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支撑点。
  
  在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一季度“成绩单”出炉的前夕,李克强总理发表主旨演讲的意义显得非同寻常。结束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迈入提质增效“第二季”的道路注定会异常坎坷——不仅触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创新,更需深入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新动力之一非改革莫属。李克强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着力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一年多以来,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建立上海自贸区等,多项改革紧锣密鼓地部署落实。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所言,市场中蕴藏着巨大的活力,人民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唯有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才能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
  
  以行政审批为例,去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曾公开承诺,本届政府将削减国务院各部门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的1/3以上。截至今年2月,国务院共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并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都将为市场各类主体创造广阔的空间。
  
  新动力之二是调结构。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围绕调结构展开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需动力。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指出,要向调结构要动力,围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
  
  新一届政府精准拿捏着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既要把握总量平衡,更需着眼结构优化。有学者表示,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时,要主推调结构,这体现了其“转型主导论”的经济理念。
  
  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为加快弥补服务业这块“短板”,“营改增”试点逐步扩大到邮政电信等更多服务领域,用税收等杠杆来培育壮大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更多运用社会资本,增加养老、健康、旅游、文体等服务供给;城乡结构调整方面,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将破解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等难题,有序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大规模改造各类棚户区;区域结构调整方面,正加快推进沿海向内地梯度发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重要陆路交通干线,培育新的经济支撑带。中西部地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转移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行业结构调整更是不断提速,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正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落后产能加速淘汰,进一步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新动力之三体现在改善民生。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中国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就业、收入、社保和住房保障制度等直接关系公平正义,也涉及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加快推进则有助于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释放广大农民及2亿多农民工的消费需求。
  
  随着民生的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增强。过去扩内需政策难以发挥其实效,推进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老百姓的口袋里钱不多。我们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人民的收入,而就业是收入的来源,是民生之本,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创业的财税金融扶持和服务力度。
  
  2014被视为中国的“改革元年”,简政放权、营改增、工商登记制度、棚户区改造等一系列举措落地有声,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基本走出以投资刺激为单一驱动力的阶段,从而进入增长动力趋于多元化、均衡化的新阶段。
  
  单纯的高增速不再是我们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才是今后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形势下,三大稳增长“动力结构”正在形成新的支撑点,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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