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 发布日期：2013-11-21

　　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虽然短期 “企稳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其中结构调整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然而经济增速下行也使企业承担巨大压力。
　　
　　三方面因素把中国经济增速拉下来。第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国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使企业面临困难。
　　
　　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第二块是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高速增长下行后，原来支持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现在变成大问题。然而真正清理过剩产能并不容易：将工厂关掉，一些工人就没有工作；数量过多对经济、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如何看待过剩产能，实质是如何看待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的问题。
　　
　　与中国经济体量相比，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远超中国自身市场吸纳能力。世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17.7%，美国占17.1%；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20.7%，美国占16.8%。两组数据都说明中国制造业附加值份额已是第一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份额还要更大，比如制鞋业产能占62%。中国制造业产能附加值占全球20%，出口占全球11.1%，国内GDP占全球11.5%。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卖的能力”和国内“消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目前外需乏力，但也很难指望内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原因有四点。首先，中国很多产能一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这些产能很难仅靠内需消化。其次，不少地方、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第三，寄予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会马上刺激内需。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最后，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因此，尽管中国内需已经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要寄希望于内需达到全球20%，与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匹配，非常困难。在这种局面下看短期经济问题，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继续开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性。
　　
　　中国过去的开放模式目前遇到挑战。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发达国家有如下特点：第一，购买力现成。第二，商业通道现成，只要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产品，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这些年中国出口非常顺利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建立了大量工厂，但很多市场能力却一直借助于发达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借助中国发展机遇一直繁荣的原因，也是我国工业化领先、城市化落后的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的一次大冲击。尽管这套体系还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为什么中国继续开放还有潜力？首先，进口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迅速升温。我们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有很大潜力。另一个潜力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以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带动国内生产能力面临新机遇。
　　
　　2007年发达国家遇到重大挫折后，全球经济体量份额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从65.4%收缩到47.3%。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市场能慢慢恢复，中国企业应对起来自然是熟门熟路。然而发达国家可能陷入低速增长“新常态”，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会有大机会。中国有生产能力，然而相应市场能力是薄弱环节。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是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的机会。
　　
　　周其仁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联想、海尔都开始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不仅仅购买资源，而且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出现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比如新疆特变电工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投资。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虽然发展潜力很好，但缺乏基础设施。特变电工去承包大型工程，铺设电网、建立电站，与早年占地、买矿不同，很受当地欢迎。新疆另一家企业三宝实业，帮助中亚国家建立工业园，就像当年新加坡帮助中国建立工业园一样。还有中亚食品研究中心，国内生产成本提高之后，将生产基地搬到中亚，把当地人送到中国来培训，培训完后再回到当地开拓市场，创立品牌。新疆有一批这样公司。中亚国家固然基础设施落后，但中国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借钱给这些国家买中国的产品。对中国来说，“走出去”不仅是买资源卖产品，而且可以是“做好事”。这个过程又可以带动国内产能，形成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新局面。
　　
　　微观上看，不少企业已经有面向新兴市场的动向，但仍需要两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与产业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金融支持。这方面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投资经验，比如当年谷牧副总理访欧时，德国总理就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设备贷款。也可以支持中国在外的BOT项目。如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
　　
　　周其仁教授指出，未来人才趋势也是要往新兴市场走。他指出，目前经常听到三种信息：一是大学生就业难、年轻人购房和生活成本压力巨大，二是出国旅游的国人不断带回国外的商品和物业比国内便宜、相对价格条件在发生变化的信息，三是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经常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三方面加不到一起的信息，提示年轻人与其在国内“受煎熬”，不如找机会出去闯一闯。周其仁教授特别为听众介绍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年轻时离开伦敦和维也纳去埃及谋生的故事。目前国内大城市生活成本巨大，4000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生活艰辛，但在一些暂时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都可能生活得挺好，并可能有更好机会来历练提高自身的能力。有胆识的年轻人应该勇于走出去，并在当地扎根实干。
　　
　　周其仁教授最后总结几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为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第二，形势变化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后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是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问题突出。第三，应对这个困局的一个可能方向，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产能开拓市场。中国不能完全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有针对性的扩大开放。这个过程需要的策略调整，除了简化审批和金融支持，还要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