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 | 发布日期：2013-09-02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积累了重重问题。重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胎动和诞生时的风风雨雨，剖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迈过的重重关隘，有利于我们鼓足勇气再度出发，坚定推进改革深化
　　
　　上篇
　　
　　回首来时路
　　
　　整整20年前，1993年的夏天，一个25人的写作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组长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温家宝，起草组成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经济学家。
　　
　　这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的起草组成立于当年5月底，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11月中旬，这份名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
　　
　　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行动纲领，它将中共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具体化，勾画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年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可是它的来龙去脉却鲜为人知。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1年8月19日，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八一九”事件。
　　
　　当天，邓小平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
　　
　　据多年后各方面信息交叉佐证，正在外地视察的江泽民紧急回京，第二天来到位于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小平家中。
　　
　　邓小平告诫这位两年前在紧急状态下接任总书记的晚辈，“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的道理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坚定目标。即使中国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毫不退让。
　　
　　风波平息不久，邓小平就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他在同时任总理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
　　
　　但是在一些人士眼里，改革开放正是政治风波的罪魁祸首。在各种媒体上，充斥着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它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宣称，“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是中国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反对改革的人们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而且将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进一步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斥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不同主张的经济学家当场激烈交锋。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问题丛生。薛暮桥、吴敬琏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呼吁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座谈会之后，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在经济问题座谈会前四个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表示，“我担心经济滑坡。”事实上，对于市场的大规模批判已经引起社会混乱，改革停滞，企业家人心惶惶，经济滑坡，市场萧条，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掉到了4.1%，1990年进一步下滑到3.8%。
　　
　　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几次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宣扬改革开放。文章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然而，就像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所说那样，“1991年的这把火并没有点着”。皇甫平的文章反而遭致围攻和批判。
　　
　　北京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指责 “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面对前苏联的突变和国内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冷静观察，没有公开发言。他对江泽民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很重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三个关键问题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国内围绕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也极为激烈，如何推进改革开放仍是一个问题。
　　
　　当时朱镕基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作为过去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吴敬琏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朱镕基说，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郭树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年的顺利推进，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1988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双重体制并存导致经济秩序陷入严重混乱，1989年又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波，中国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需要认真总结、反思，明确新的目标。”
　　
　　1991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将于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
　　
　　当时43岁的周小川是中国银行副行长，他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在20世纪80年代，周小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曾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周小川告诉林毅夫，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前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三，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江泽民直接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的20余位学者陆续接到了通知。他们意识到，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自从列宁在1916年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以来，“垂死论”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1989年，有党内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谈话时还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让一些人士更加起劲地鼓吹“垂死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1990年3月，在邓力群主持的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座谈会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责。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重申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所处的时代。假如坚持“垂死论”，那么世界就仍然处于列宁所断言的“革命与战争”时代，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建设难以安心进行，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大门关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风落叶时节，来自不同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走进中南海，其中经济学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对于座谈会的参加者，江泽民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说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够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
　　
　　主持会议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我们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首先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限于当时的环境，学者们准备的书面发言都比较谨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会者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脱离发言稿。
　　
　　座谈会没有直接碰触理论问题，而是以数字和事实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刘国光和吴敬琏指出，在1890年－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划一条线，“二战”前波动很剧烈，“二战”结束后比较稳定。1950年－1990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平均达到约4%，比1870年－1949年高出约2个百分点。
　　
　　深受列宁思想影响的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富裕发达，是建立在掠夺落后国家资源的基础上的。可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甄炳禧分析道，战后世界经济超出预料的发展趋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日益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郭树清在发言中指出，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洋葱型”，收入分配则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倒宝塔型”。富人比从前多了，但是特别富的人少了；物质性、金融性资本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劳动力资本的地位大大上升。
　　
　　35岁的郭树清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此前六年，还在读研究生的郭树清就曾上书国务院总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
　　
　　大量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
　　
　　一些与会者认为，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做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泽民称为“老班长”—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年长1岁的王慧炯是大学四年级时的班长。这位由科技转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指出，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
　　
　　江春泽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到后十分欣赏，特意加印20份在领导层传阅。
　　
　　国家体改委的经济学家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当时宣传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让有识之士深感不安。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吸收FDI的国际环境持续恶化，1990年，中国吸收的FDI出现了负增长，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与会学者指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连续两天的会议上，江泽民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开展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江泽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讨论式、互动式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的记忆里，“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
　　
　　探究苏东剧变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此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刚刚一周，会议决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事先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
　　
　　确实，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繁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陷于危机。
　　
　　1989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垮台在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民主德国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个小时。唯一幸存的苏联也因为“八一九事件”而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已经解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认为，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见。
　　
　　这位71岁的经济学家当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蒋一苇说话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感动了与会者。一个月后，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溘然去世。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体改委宏观体制司司长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来自外交部的专家都很熟悉苏东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实习期间，认识了中国驻罗使馆的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欧亚司工作的李景贤记得很清楚，座谈会期间江泽民向他打听蒋本良，并让蒋本良也来参加座谈会。
　　
　　李景贤回忆说，江泽民要求每个人发言不能少于半个小时，而且只能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曾在苏联、俄罗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贤发现，江泽民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关注。1991年、1999年李景贤先后陪同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访华，江泽民每次都向对方询问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
　　
　　在郭树清看来，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难以持久，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他认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
　　
　　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这位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对后排的记录人员说，我的发言不要记录。江泽民说，没关系，我们是内部讨论。同时他也回应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在1988年出版《东欧经济学概论》，还获得全国图书奖。可是1990年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被作为禁书停止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陈东琪以“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全程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他认为，对于诸多问题江泽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陈东琪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江泽民的一段插话：“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
　　
　　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
　　
　　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
　　
　　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
　　
　　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
　　
　　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
　　
　　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
　　
　　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终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苏联解体，此时距离最后一次座谈会仅有11天。国内“反和平演变”的呼声高涨，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专列南下，先后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邓小平时代》这样评论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汉，邓小平就对当地领导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离开的时候他又说，“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在南方谈话里，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抵达上海不久，江泽民打来电话给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节团拜会上，江泽民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先后批准下发了20多个刊登邓小平谈话的文件。
　　
　　4月21日，江泽民收到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一封信。此前，江泽民要求国家体改委对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议。陈锦华召开广东、山东等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与会者都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建议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陈锦华还在给江泽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给他写的一封信。这位与中国友好的美国政治家认为，当今时代变革“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4月30日，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个晚上，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徐匡迪应邀来到中南海。这位曾系统研究过国内外经济学理论的院士市长后来回忆说：江泽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徐匡迪有点不敢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这么说过。
　　
　　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已经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列举了当时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三个提法：第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这个讲话非常敏感。因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内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不啻一颗意识形态炸弹。
　　
　　据周瑞金介绍，江泽民讲话前曾征求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担心新提法会导致党内分裂。不过，中央党校讲话后，江泽民来到邓小平住地汇报，邓小平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他说，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四个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目标模式确定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组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万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停滞四年的改革重新启动，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耐人寻味的是，几乎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除了极少数几个小国外，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比喻说，“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1993年以来，由于加速推进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整整2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以超过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总体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没有错过“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温故知新
　　
　　2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回首当年，张卓元认为，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11次座谈会把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泽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位年届八旬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陈东琪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及时提出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推进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甚或倒退到计划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没有这么快，发展成果没有这么大，而且也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也可能被严重的外部危机拖下水，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不过，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后，中国改革却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积极推进，而是放慢进度，有些方面甚至迟滞倒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吴敬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访中都提到，中国的体制至今仍然深受前苏联影响，一些人对前苏联解体的评论往往折射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傅丰祥说，改革之所以越来越难，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留恋旧体制，不愿意放弃特权。当年也有特权，但是不如今天这么巨大惊人”。
　　
　　郭树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显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还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早在2010年，这位学者型官员就呼吁“告别狭义的改革”，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改革充满挑战，因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使命：既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又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认识到，经济发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相反，由于旧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更是频繁不断出现，因此中国改革经常面临进与退的艰难选择。
　　
　　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进程再次停摆。此后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中断的危险。
　　
　　不过，通过将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顺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说：“这一提法所确立的中期目标为今后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出了一个稳定的导向，统一了思想，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进性。”
　　
　　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另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什么驱动，如何推进平稳转型，跨越中国的“卡夫丁峡谷”？
　　
　　历史告诉人们，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坚持不断的、深入的改革。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