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华网 | 发布日期：2012-10-29

　　技术创新与变革对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影响是，使世界经济史出现了两次工业革命。2008年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人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工业化的新的历史趋势。如何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全球性争论正在导出一个突破性的历史结论，全球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今年6月出版的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作为新的“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企业管理、企业制造和企业竞争带来哪些“革命性”影响？近日，新华网记者就此对话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王钦。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个新机遇
　　
　　新华网记者：作为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专家，你如何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
　　
　　王钦：当“蒸汽机”、“电报”、“电话”、“内燃机”这些新技术出现时，即使当时最有洞察力、前瞻性的观察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技术的力量，以及这些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今天，我们同样看见了一场宏大技术变革的曙光，“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技术正快步走来。这场“技术地震”又会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无疑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未来会怎样”？“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就都聚焦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话题的讨论上来。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主要有“能源基础观”和“结构性技术基础观”两个基本视角。前者侧重于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变革的角度出发，强调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生产和配置、氢能存储和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而后者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制造、添加制造等技术对未来制造范式带来的影响。
　　
　　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英国“纺织机”的出现，“纺织机”的使用使工业生产组织实现从手工作坊向工厂的转变。这次转变的背后是以煤炭为能源基础，以蒸汽机为动力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福特流水线”的出现，“福特制”促使工业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得到迅速普及。它的背后是石油为能源基础，以内燃机作为动力基础。
　　
　　新技术正在从涓涓溪流汇聚成江河，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机等新技术正在加速应用，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轮廓更加清晰。“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的制造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大规模定制将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的方式。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不应局限在技术基础、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前两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工厂制和现代公司制，未来是否会有新的企业制度出现？大型企业是当下的王者，今后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商业组织？金字塔的科层组织还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吗？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还仅仅是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关系吗？未来员工与企业之间关系又会是怎样？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场颠覆性的变化。面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寻。可以说，全世界的企业都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去寻找符合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特征的管理变革和制度创新之路。变革的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迟疑或躲在某个角落，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去把握这个“机会窗口”。
　　
　　未来管理变革的逻辑是社会资源 “再平衡”
　　
　　新华网记者：正如您所讲，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机等新技术正在加速应用，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轮廓更加清晰。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管理领域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钦：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正在激发管理变革。进入“大数据”时代，使海量数据处理和存储变得轻而易举。企业能够迅速发现、合并、管理多种数据源，这将使管理预测准确性进一步提高；还将驱动营销，使精准营销、个性化营销深入推进；还将与业务流程相结合，使组织从“扁平化”真正走向“网络化”。
　　
　　在供应链管理领域自动化技术和信息系统正在广泛应用，这已经被视为“智能制造”的端倪，但这只是“智能制造”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当前，计算机建模、模拟技术和全新的工业设计软件等数字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广，工业设计理念和流程都在加速变化；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快速应用，新的工业制造系统具备了自决策、自维护、自学习、甚至自组织的能力；工业机器人正朝着具有多种感知能力以及对作业环境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对劳动力的简单替代；3D打印将数字制造、激光、新材料、无线网络技术有机结合，把零部件和设备直接“打印”出来，人造关节、牙齿、玩具、汽车都已成为它的作品。近期，“打印”出来的“阿里翁”赛车最高时速达到141公里。每个家庭拥有3D打印机这样的“直接数字化制造”系统，打印“我想要的产品”，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
　　
　　无线网络技术更是降低了人们进行信息搜寻和交流的成本。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正在通过无线网络连接在一起，数十亿人能够进行实时的信息沟通和商品交易场景就在眼前。
　　
　　管理变革更多体现在企业内外部关系的变化上。在这样的情境下，企业将处于一个全新的“商业生态”之中。消费者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更强的影响力，对价值体现的要求更高；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客户对响应速度要求的提高，促使企业从追求“内在一体化”转向“合作制造”；企业内部对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部门或团队间协同的即时性要求更高，组织层级已成为障碍，节点、节点连接和动态组网成为必需；除了挣工资，员工对公平性和价值感的追求更高，“雇佣关系”已经不是企业和员工间关系的全部。
　　
　　未来管理变革的逻辑是社会资源 “再平衡”。近一百多年的管理变革，基本上是遵循着管理职能“再平衡”的逻辑，主要是基于法约尔提出的五大管理职能，进行管理职能的增减，以及管理职能间的调整和组合。这一逻辑已经很难指导今天的管理变革。面对企业内外部关系的颠覆性变化，企业边界也在动态变化，企业仅仅依靠内部资源，既有资源，已经很难再创造价值。这就要求企业从社会的角度认识资源，去认识企业的价值创造、传递以及获取。在全新的“商业生态”中，需要正确处理企业内部资源和消费者（用户）资源关系，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整合的关系，企业既有资源和新创资源的关系，企业内部中高层资源和基层资源的关系，这就是社会资源“再平衡”。
　　
　　按照社会资源“再平衡”的变革逻辑，消费者（用户）资源就应该内化为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企业与企业之间应该寻找有效的“资源互补”共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企业既有的资源有可能会成为价值创造的障碍，而更应聚焦在新创资源上；打破层级实现资源下沉也成为企业内部协同的重要路径。社会制造、平台型企业、网络组织、开放式创新，等等，这些都将成为管理变革的热词。
　　
　　“制造”不再是由企业单独完成，“制造”的社会属性在逐步放大
　　
　　新华网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企业制造和产品创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王钦：企业创造、传递和获取价值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企业先制造然后销售给消费者的传统方式，将会被消费者“我的产品、我制造”理念所替代，消费者参与的价值进一步彰显。在价值链上，消费者已不仅是一个购买者，而且还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和分享者。“制造”不再是由企业单独完成，“制造”的社会属性在逐步放大，并超越当下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理解和应用。
　　
　　“微制造”组织。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数字制造、3D打印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使得“制造”与“消费者”距离被无限的拉近。一个现在看来较为极端的例子，就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组织的大量出现，个性化制造得以实现。大家担心的设计和制造成本障碍，都将随着上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逐步消除。
　　
　　“并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随着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的成熟，“设计、开发和制造”的一体化产品发展将使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一体化的“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同时，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整合、集成最优质的创新资源变得更加重要。
　　
　　未来企业之间竞争将是平台的竞争
　　
　　新华网记者：着眼“第三次工业革命”新趋势，请您描绘一下未来企业间的竞争图景？
　　
　　王钦：戴尔说过一句话，“每当我的电脑降价时，戴尔股票就会降。但是，每当索尼游戏机在降价时，索尼股票却在上涨。如果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只能和我一样去卖电脑了。”这句话点明了的传统大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之间盈利模式的差异。现在的管理知识大多来源于前两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巨型企业的成功经验，科层理论、科学管理、事业部组织都是曾经的经典。“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
　　
　　未来企业之间竞争是平台的竞争。面对新的商业生态，市场交易复杂性大大提升，企业必需进行盈利模式创新。从仅关注单边交易，到关注双边，甚至多边交易；从注重单边网络效应，到关注双边网络效应。在苹果公司市值大大超过美孚石油公司这一标志性事件的背后，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苹果手机，更看到的是APP Store下载量突破300亿，应用总数达65万种，涉及约120个国家的开发者（2012年6月12日）。业界有人总结：昨天看诺基亚，今天看苹果，未来看安卓。平台型企业的故事在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