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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分析
易纲、林毅夫:政府应扮演更多角色
政府在经济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政府与市场的边际在哪里?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话题。
7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这个问题被在场观众抛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和不久前刚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重回北大执教的林毅夫。
在这场报告会的提问环节,一名北大学生就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当前中国存在显著的腐败问题,经济发展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来引导?”
对此,易纲的回答是,“我们的现状有很多人羡慕”,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能在30年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一个奇迹。但他话锋一转,随即坦言:“这位同学观察到的现象不是不存在,我认为他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易纲表示,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的格局,“现象存在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也可以说我们谁也不能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接着,易纲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政府角色的理解。
政府干预经济的“度”在哪里?哪些干预是正常的干预?易纲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归纳为四方面:第一是保护产权与执法,第二是宏观调控(即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第三是社会管理,第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即经济学中公共品的概念)。
易纲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将来做好这四点,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是合适的。”
按照易纲的四点标准,今天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缺位或越位的地方。但易纲对未来依然乐观。“在座的同学谁还有和他类似的忧虑,这是忧国忧民,这是好的”,他说“我邀请你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加入公务员的队伍。” 一时全场充满了笑声。
有趣的是,易纲回答之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过话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政府应当扮演更多角色。
针对易纲的观点,林毅夫补充道,“这四项作用是基础,但是只有基础还不够。”他说:“如果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
由此出发,林毅夫进一步论述:比方说,一个处于劳动力密集阶段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与该地是否形成产业群聚关系紧密。产业群聚的形成,又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与产业进入的时间的影响。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行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无法全部解决,还可能出现过多私营企业同时涌入的情况,不能形成产业群聚。
林毅夫以突尼斯和智利两国为例证。突尼斯在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指标排名全球第41位,智利排在第40位。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排名无疑非常靠前。但两国的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前者产业发展速度和创造就业速度缓慢,后者自7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新产业出现。林毅夫解释:“它没有解决产业升级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和市场的外部性。”
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与政府对地方支柱产业形成的助推作用有关系。林毅夫表示,“两只手”配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只“手”是以市场为基础,使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解决竞争和资源配置问题。另一只“手”是政府的协调,要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对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低效率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林毅夫也承认存在这些现象。但他认为“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林毅夫表示,对于可能出现的不正常干预,可以用社会监督来应对,这样才能“让政府的助推发挥积极作用,尽量避免负面” 。
7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这个问题被在场观众抛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和不久前刚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重回北大执教的林毅夫。
在这场报告会的提问环节,一名北大学生就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质疑:“当前中国存在显著的腐败问题,经济发展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来引导?”
对此,易纲的回答是,“我们的现状有很多人羡慕”,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能在30年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一个奇迹。但他话锋一转,随即坦言:“这位同学观察到的现象不是不存在,我认为他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易纲表示,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的格局,“现象存在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也可以说我们谁也不能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接着,易纲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政府角色的理解。
政府干预经济的“度”在哪里?哪些干预是正常的干预?易纲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归纳为四方面:第一是保护产权与执法,第二是宏观调控(即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第三是社会管理,第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即经济学中公共品的概念)。
易纲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将来做好这四点,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是合适的。”
按照易纲的四点标准,今天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缺位或越位的地方。但易纲对未来依然乐观。“在座的同学谁还有和他类似的忧虑,这是忧国忧民,这是好的”,他说“我邀请你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加入公务员的队伍。” 一时全场充满了笑声。
有趣的是,易纲回答之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过话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政府应当扮演更多角色。
针对易纲的观点,林毅夫补充道,“这四项作用是基础,但是只有基础还不够。”他说:“如果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
由此出发,林毅夫进一步论述:比方说,一个处于劳动力密集阶段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好不好,与该地是否形成产业群聚关系紧密。产业群聚的形成,又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与产业进入的时间的影响。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行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无法全部解决,还可能出现过多私营企业同时涌入的情况,不能形成产业群聚。
林毅夫以突尼斯和智利两国为例证。突尼斯在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指标排名全球第41位,智利排在第40位。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排名无疑非常靠前。但两国的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前者产业发展速度和创造就业速度缓慢,后者自7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新产业出现。林毅夫解释:“它没有解决产业升级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和市场的外部性。”
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与政府对地方支柱产业形成的助推作用有关系。林毅夫表示,“两只手”配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只“手”是以市场为基础,使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解决竞争和资源配置问题。另一只“手”是政府的协调,要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对于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低效率和重复建设等问题,林毅夫也承认存在这些现象。但他认为“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林毅夫表示,对于可能出现的不正常干预,可以用社会监督来应对,这样才能“让政府的助推发挥积极作用,尽量避免负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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