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 | 发布日期：2012-01-11

　　大量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机遇期
　　
　　新结构经济学
　　
　　调整过程中，应以市场为基础，但政府要扮演积极角色
　　
　　财新：你在世行工作了三年半，任期行将结束，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林毅夫：刚一来就碰到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面对这一危机自己来说还算合格。2008年6月、7月大家关心的是通货膨胀，我当时提出，解决了通货膨胀后 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大家不以为然。经过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一般认为发达国家在宏观调控上有成熟的办法，认为会有通缩的危险，对他们来讲有点天方夜谭。后来果然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危机。
　　
　　危机爆发以后，我当时就提出说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危机，并非短期的危机。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固然来势汹汹，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危机一般是三个季度，最长的是七个季度，这次也不会例外。我当初就提出警告，认为这次可能是比较长期的。现在来看这个看法是对的。
　　
　　危机爆发后，我给世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在危机中，世行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弱势群体，所以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可能受到冲击的人群给予帮助。第二，最重要的 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靠中小企业，所以应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准入困难的问题。第三，既然是长期危机，那么反周期的政策就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除了启动当前的需求、增加就业外，还要用来支持从长期看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项目。当前政府债务固然会积累，只要中长期的生产力和增长率提高，中长期的政府财政也就能够平衡。这一政策大家现在越来越接受了。
　　
　　201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期间，主要观点就是2009年以后开始复苏，发达国家应该退出积极财政政策。如果不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公共负债将继续增加，会影响到私营部门投资信心，复苏将乏力。
　　
　　我当时觉得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事与愿违。因为失业率高，背后的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民营部门的投资积极性低。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率会下滑，失业率提高，即使减少财政赤字的愿望良好，但社会支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同样增加，经济增长率放缓，市场的信心和民营部门的投资意愿会更为恶化。我主张宏观管理上不应该提出退出刺激，而应该提超越凯恩斯主义，这在2010年是有争论的，2011年基本变为共识了。
　　
　　世行的主要使命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消除贫困。这段时间我推动反思华盛顿共识，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结构的不断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应以市场为基础，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技术、产业，但在结构调整上，政府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为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问题上做出贡献。
　　
　　应对下一次危机
　　
　　要居安思危。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应该如此
　　
　　财新：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这先后两次危机中各国应汲取哪些教训？
　　
　　林毅夫：第一，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总要收支平衡，长期靠借贷是没办法持续的。
　　
　　第二，金融、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异化，独立发展，它是不可持续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生产活动，通常是劳动力相对密集，所用技术相对成熟，所需生产规模和资金规模相对小，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小。能给这种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金融服务的应该是地区型的银行、地区型的金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应该是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技术研发资本投入很大、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也很多，就应该从大银行和股 票市场融资。不管是在哪个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都必须服从实体经济的需要。
　　
　　第三，要居安思危。“福兮祸之所倚”，即使现在发展很好，也要时刻提高警惕，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不能掉以轻心，对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该如此，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应该如此。
　　
　　财新：欧洲各国政府不停拿出各种方案应对危机，但每一次都慢于市场。有人说中国的“4万亿”的计划负面不少，但政府的动作相当块，决定性的解决了中国的问题。那么你如何看待政治体制和危机中风险管理的关系问题？
　　
　　林毅夫：经济问题还是用经济方式来分析。这里面有利益不同的问题。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的主权债大多持有在北欧国家银行手里。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了债，倒账，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北欧国家的银行就有大量损失，届时为防止演变成金融危机，北欧政府必然要出手救。现在救主权债，比将来危机爆发后救银行债成本小，问题是如果现在救的话，怎么跟老百姓解释，把钱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政府还债。
　　
　　欧债风波，钱不是主要问题。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北欧洲国家政府出手来援助，或者是欧洲中央银行印钞来买单。总的来讲，现在掏钱比未来掏钱少，而且不会有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冲击。问题就是怎么来解释。如果出手太早，选民不易理解，可能政府就得鞠躬下台。
　　
　　现在应该考虑一个短期问题，一个长期问题。短期问题就是说把债务危机解决，稳定金融市场。可是如果经济没有恢复增长，单单解决金融问题，问题还是会再回来，
　　
　　财新：下一次经济危机会不会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
　　
　　林毅夫：我对新兴市场国家有五点建议：第一是创造财政空间。需要对政府的财政状况进行重新检视，在过去三年大部分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有不少国家的财政赤字是增加的，如果说有另外一次危机冲击的话，就还得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钱从哪里来？现在就必须未雨绸缪。
　　
　　第二，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必须做短期能启动需求增加就业，长期能提高生产力，增加增长率的项目。如果下一轮要再做的话，好项目不是马上能有的，现在就应该有准备、有预案。
　　
　　第三，应该检查金融体系，进行压力测试，充实金融体系资本金，防止自己国内出现金融危机。
　　
　　第四，任何危机中，维持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强社保体系，尤其是在政府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要有效的保护弱势群体，就要做好对象甄别。
　　
　　第五，危机应该成为改革的动力。比如说，不少发展中国家汽油补贴非常高，如果危机再来，可以从这里下手节省财政支出，同时利用石油价格走低让其市场化。
　　
　　财新：IMF此前曾发布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报告，提到从压力测试的结果看，单个风险应该都能够应对，但如果风险集中爆发，将会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威胁。这次欧债危机也说明这些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你如何看这种潜在威胁？
　　
　　林毅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不管是在财政还是在外汇储备上，中国政府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而且，这几年中国政府的微调能力也提高了许多。
　　
　　在上一轮反周期政策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用，更多的是用货币政策。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的使用早已恢复到2008年之前。下一轮反周期政策，同样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都要用，但我主张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为辅，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上一轮的反周期政策非常有效，但更多的是用货币政策，钱流到哪里不能够完全掌控，有一些就会流到房地产市场。财政政策比较能知道和有效控制钱的流向。
　　
　　财新：你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问题？
　　
　　林毅夫：人民币国际化是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中国的外贸和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最终人民币当然要国际化。
　　
　　不过，我想强调，美元是储备货币是因为美国的国力很强，并不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国力很强，这个逻辑不能颠倒。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世界人均收入收入最高的国家，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它的地位都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货币是储备货币。
　　
　　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即使那样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要谨慎选择什么是现阶段国家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然后变成高收入国家，这应该是我们一切政策的着眼点。
　　
　　人民币要变成储备货币，前提条件是必须完全能够自由兑换，金融需要完全放开。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利还是无利？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参考，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货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的先例。我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让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如果将来人均收入和美国一样了，自然水到渠成，前面的讲的这些条件自然会有，人民币也必然会是国际储备货币，但不能削足适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必须以适应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工业化机遇期
　　
　　劳动力丰富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都要不断进行结构调整，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才能维持经济稳定发展
　　
　　财新：各个国家都面临就业问题，但办法却不多。
　　
　　林毅夫：我提新结构经济学，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很容易就会变成社会问题。有没有办法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解决就业问题？
　　
　　这是可能的。很多年轻人受完教育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大量年轻人需要就业，在不少国家已经变成社会政治问题。但是反观东亚经济，“二战”后也有婴儿潮。但东亚把人口大量增加变成人口红利，而不是人口炸弹。这就跟经济发展模式有关。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般都是按照比较优势，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既有竞争力，也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大家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资本积累会比较快，产业升级也比较快，这样劳动力就逐渐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和人民的收入也会上涨。
　　
　　资源丰富国家，如果能将资源所创造的财富转移用来支持基础设施、教育，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那么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会比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好、更快。看，北欧都是资源密集的国家，美国也是，但他们都是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多样化，所以，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福赐而非诅咒。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不管是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和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都要不断的进行结构调整，才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才能够维持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财新：中国在非洲有大量投资，但争议也较多。你对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促进当地发展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我认为这是有很多误解的地方。国外批评不少，但比较严肃的研究发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投资活动能够为当地带来利益。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 动，此前主要做的是矿产开发和连带的基础设施，都是按照市场原则的，资源是按照市场价格给的。现在资源价格这么高，是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对资源丰 富的国家都是有利的。
　　
　　将来，会有一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往海外转移。就像20世纪60年代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这种转移有利于转出国产业的升级，也有利于接收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
　　
　　按照购买力平价的人均收入，中国2008年的水平相当于日本在 1960年，“亚洲四小龙”在1980年的水平，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竞争力逐渐在下降，到了需要升级换代，逐渐把劳动力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非洲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会给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工业发展的契机。
　　
　　2000年到2008年，世界上有29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6.5%以上，其中11个是在非洲。我相信在未来10年到20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中会 有不少非洲国家。 我们常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个机遇期，60年代、80年代，等等。
　　
　　我相信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机遇期。1960年日本的制造业雇用970万人，1980年“亚洲四小龙”制造业雇用的人数也就在八九百万人。目前，中国制造业雇佣8500万人，整个非洲制造业雇佣的工人目前就1千万。
　　
　　随着中国转移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将会迎来工业化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