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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分析
2012年中国经济展望
我们度过了艰难的2011年，将迎来更加艰难的2012年。
经济改革无捷径可走，诗意的浪漫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难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面临双重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而国内需求短期内无法大幅提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拉动投资，进而拉动GDP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债务高企、通胀上升的天花板。
2008次贷危机，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红利已经耗尽，维持低价出口、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能。2009年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保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谁都清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明智的，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而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动力日益微弱，2012年到了认真审视经济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候。
2012年，注定只能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
预计2012年CPI将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而GDP的增速将维持在8%。表面上看，这是个漂亮的、可以接受的数据，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将带来庞大的失业人口，考虑到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煎熬，沿海企业倒闭风潮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民保存财富，这样的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欣喜。
经济在夹缝中生存有两层含义：第一，政策的腾挪空间很小，稍不小心就有堕入地狱或者遭遇玻璃天花板；第二，所有的行业、企业日子都不太好过，以往寄生在制造企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甚至包括充当资金掮客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恢复镀金时代的风光。
中国改革，再次闯大关。
改革从来没有现成药方，三十年前，中国财政面临破产境地，倒逼出包产到户，苏南乡镇经济，与以温州为代表的市场草根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面临技术破产，倒逼出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注资、上市、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词；2011年，出口红利消失，倒逼出以破产重组、提振内需、房地产调控为抓手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是改革的关键年份，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摆脱权力的狂妄，对市场的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中国面对的实体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提升了数百倍，在做大永远比做强重要的环境下，企业的规模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铁券。但对于市场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区分的只有管理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只有资产收益率高的好企业与资产收益率低的坏企业。这是市场常识，但在对规模的无度追求中，我们已然忘记了常识，现在必须重提常识。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遭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2012年，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地区。
今年1~9月，浙江省倒闭企业数2.5万家，比去年略增加5%，反观2008年，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当时的近六年最高。截至2011年9月，浙江企业消失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企业倒闭的数量。
小微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是草根市场经济在经济衰退期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小微企业大面积复苏，“野火烧不尽”的特性显露无遗。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浙江省新设登记企业数仍远大于吊(注)销企业数。今年1～9月，浙江省新增企业数10.5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0.35%，新增企业数增速大于消失企业数增速。
上述数据并不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生存瓶颈，恰恰相反，民营企业纷纷推出项目公司规避风险，为可能到来的债务链条崩溃预作打算，显示了民营企业的真正危机：他们无法向上游转移，无法介入政府低效的投资公司的管理，而投入的所谓高科技如光伏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
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如果垄断性行业继续寄生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以避税为赢利秘诀，而政府则以大规模的规费保持高于GDP的财政收支，2012年中国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有太多的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改革者的决心，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因此，2012年，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极不确定的一年。
以实体经济正常经营的基础制度税收制度而论，2012年，税收改革步入深水区。
在2011年圣诞节当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释放结构性减税的信号，给实体企业主送上一份圣诞大礼。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谢旭人阐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税收改革关系大局，需要宏伟的构想，更需要利益分配的大变革。要改革税收，需要改革政府低效而激进的投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实现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让财政收支接受人大与公众舆论监督，需要让年轻人从公务员崇拜中解脱出来。
这是个异常艰巨的工程。
考虑到改革的漫长与痛苦，2012年奢谈经济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奢谈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牛市是不理智的，希望通过房价上涨解决政府财政困境与内需不振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所有捷径被封堵之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断定，2012年是回到市场基础建设的一年。
2012年，没有牛市，最好的结果是，为未来的牛市打下第一步的基础。我们要确保的不是2012年的繁荣，而是通过2012年的艰难，为未来的繁荣、信心打下根基。
经济改革无捷径可走，诗意的浪漫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难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面临双重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而国内需求短期内无法大幅提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拉动投资，进而拉动GDP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债务高企、通胀上升的天花板。
2008次贷危机，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红利已经耗尽，维持低价出口、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能。2009年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保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谁都清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明智的，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而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动力日益微弱，2012年到了认真审视经济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候。
2012年，注定只能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
预计2012年CPI将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而GDP的增速将维持在8%。表面上看，这是个漂亮的、可以接受的数据，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将带来庞大的失业人口，考虑到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煎熬，沿海企业倒闭风潮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民保存财富，这样的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欣喜。
经济在夹缝中生存有两层含义：第一，政策的腾挪空间很小，稍不小心就有堕入地狱或者遭遇玻璃天花板；第二，所有的行业、企业日子都不太好过，以往寄生在制造企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甚至包括充当资金掮客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恢复镀金时代的风光。
中国改革，再次闯大关。
改革从来没有现成药方，三十年前，中国财政面临破产境地，倒逼出包产到户，苏南乡镇经济，与以温州为代表的市场草根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面临技术破产，倒逼出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注资、上市、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词；2011年，出口红利消失，倒逼出以破产重组、提振内需、房地产调控为抓手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是改革的关键年份，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摆脱权力的狂妄，对市场的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中国面对的实体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提升了数百倍，在做大永远比做强重要的环境下，企业的规模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铁券。但对于市场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区分的只有管理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只有资产收益率高的好企业与资产收益率低的坏企业。这是市场常识，但在对规模的无度追求中，我们已然忘记了常识，现在必须重提常识。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遭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2012年，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地区。
今年1~9月，浙江省倒闭企业数2.5万家，比去年略增加5%，反观2008年，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当时的近六年最高。截至2011年9月，浙江企业消失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企业倒闭的数量。
小微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是草根市场经济在经济衰退期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小微企业大面积复苏，“野火烧不尽”的特性显露无遗。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浙江省新设登记企业数仍远大于吊(注)销企业数。今年1～9月，浙江省新增企业数10.5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0.35%，新增企业数增速大于消失企业数增速。
上述数据并不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生存瓶颈，恰恰相反，民营企业纷纷推出项目公司规避风险，为可能到来的债务链条崩溃预作打算，显示了民营企业的真正危机：他们无法向上游转移，无法介入政府低效的投资公司的管理，而投入的所谓高科技如光伏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
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如果垄断性行业继续寄生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以避税为赢利秘诀，而政府则以大规模的规费保持高于GDP的财政收支，2012年中国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有太多的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改革者的决心，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因此，2012年，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极不确定的一年。
以实体经济正常经营的基础制度税收制度而论，2012年，税收改革步入深水区。
在2011年圣诞节当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释放结构性减税的信号，给实体企业主送上一份圣诞大礼。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谢旭人阐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税收改革关系大局，需要宏伟的构想，更需要利益分配的大变革。要改革税收，需要改革政府低效而激进的投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实现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让财政收支接受人大与公众舆论监督，需要让年轻人从公务员崇拜中解脱出来。
这是个异常艰巨的工程。
考虑到改革的漫长与痛苦，2012年奢谈经济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奢谈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牛市是不理智的，希望通过房价上涨解决政府财政困境与内需不振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所有捷径被封堵之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断定，2012年是回到市场基础建设的一年。
2012年，没有牛市，最好的结果是，为未来的牛市打下第一步的基础。我们要确保的不是2012年的繁荣，而是通过2012年的艰难，为未来的繁荣、信心打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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